湖南人在中國近代百年的戰爭中龍騰虎躍，衝鋒陷陣，不是因為他們愛好戰爭，而是因為，江山社稷的安定需要戰爭來維護，社會的變革和進步需要戰爭來推動，民族的生存需要戰爭來保護，國家疆土的完整需要戰爭來捍衛。當軍人和戰爭完成了曆史的使命，湖南人便為社會的長治久安而奮鬥。
湖南人不怕戰爭，又熱衷於致力於社會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因此，又有人將“無湘不成軍”的說法，引申到“無湘不成事”、“無湘不成國”、“無湘不成史”。這主要是外省籍的史學家在談到中國近現代史時發出的慨歎。最早鼓勵湖南人的是江西人朱熹在嶽麓書院說的那句話：“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接著討好湖南人的是清廷侍讀學士潘祖蔭針對前線湘軍說的那句話：“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譚其驤也說過：“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
麵對外省人的讚許，湖南人倒是保持著相當的清醒。甲午戰爭中，湘軍的失敗，給湖南人潑了一瓢冷水。譚嗣同說：“光緒二十年，湘軍與日本戰，大潰於牛莊，湖南人始終轉側豁悟，其虛驕不可向爾之氣，亦頓餒矣。”
湖南人在清末第一次與日本侵略軍作戰，以失敗告終。但是，四十多年後，在偉大的抗日民族戰爭中，湖南將領和士兵奮戰在全國各個抗日戰場，和全國人民一起，打敗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迫使野蠻的日本侵略軍向中國舉起了白旗。
無湘不成國，無湘不成史，這些話自有它的道理。其實，中國在任何時候也不能缺少任何一個省份。中國領土上的任何一個區域，都是不可缺少的。四川人同樣可以說：“天下不可一日無四川。”湖北人也有豪邁的自比：“天上的九頭鳥，地上的湖北佬。”武漢三鎮號稱“九省通衢”。湖北人高興地說：“湖北有座黃鶴樓，半截都在雲裏頭。”四川人不服氣：“四川有座峨眉山，離天隻有三尺三！”河南人身居中原而自豪，動不動就說：“誰占有中原，誰占有天下！”成語“逐鹿中原”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湖南人可以高喊：“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在抗日戰爭中，西南也不示弱了：“西南山區是中國民族得以生存的根本！”
但不管怎樣，外省人對湖南人評價畢竟是很高的。在湖南人看來，這是曆史對於湖南傑出人才為國家為民族做出的巨大貢獻的肯定。
湖南有過傑出的思想家和戰略家，為中國社會提出了生死攸關的改革命題。湖南的維新誌士，在曆史暗夜中為國人點亮了希望的明燈。
在舊民主主義革命中，湖南湧現出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領袖人物和革命英雄，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展現出一派光明的前途。
湖南籍的共產黨領袖和他們戰友們一起，締造了人民共和國，在新中國的領導集體中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1955年授銜的十大元帥，湖南有三位，他們是彭德懷、賀龍與羅榮桓；十員大將中，湖南人占了六位，他們是粟裕、黃克誠、陳賡、譚政、肖勁光和許光達；五十七員上將中，湖南人有十九位，他們是王震、鄧華、甘泗淇、朱良才、蘇振華、李濤、李誌民、李聚奎、楊勇、楊得誌、肖克、宋任窮、宋時輪、陳明仁、鍾期光、唐亮、陶峙嶽、彭紹輝和傅秋濤；一百多名中將中，湖南人有四十五位。 ，
中國人永遠緬懷那些在革命中犧牲的湖南烈士，他們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鄧中夏、郭亮、毛澤民、毛澤覃、楊開慧、黃公略、王爾琢、左權、段德昌、向警予……
湖南長沙在文化、教育、藝術領域所出的名人，數量雖不及江浙一帶，但也可以說是人才輩出。他們包括社會科學家群體，有哲學家李達、金嶽霖、蔡儀、李澤厚，曆史學家周穀城、翦伯讚、呂振羽、楊榮國，語言文字學家楊樹達等。還有星城人民引以為榮的教育家群體，他們創立和培育了一批全國知名的學校，向海內外各個領域輸送了無以數計的優秀人才。明德中學創始人胡元恢、周南女中創始人朱劍凡、省立一中校長符定一、第一師範校長易培基、湖南大學校長胡庶華、長郡中學校長王季範、雅禮中學校長勞啟祥等，無一不為星城父老和湖湘學子所景仰。此外還有文學藝術家群體，就是我們常說的“文藝湘軍”，其中有作家蕭三、丁玲、謝冰瑩、周立波，美術家齊白石、楊應修、李立、陳白一，劇作家田漢、歐陽予倩，音樂家黎錦暉、賀綠汀、呂驥，電影明星黎明暉、王人美、胡萍等，名氣之大，作品流傳之廣，可謂家喻戶曉。
自20世紀中葉一直到21世紀初，瀟湘大地又崛起了一個令世界矚目的人才群體，就是湖南院士群體。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選聘院士八十一人，湖南有六人當選，其中五人為長沙籍。新中國成立後，自1955年中國科學院選聘學部委員和中國工程院1994年選聘院士以來，全國的兩院院士已有一千多人，內中湖南院士多達一百餘位，其中包括湘籍院士和長期在長沙工作的外省市籍院士。他們當中不少人在國際上享有盛譽。2006年5月，湘籍中國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的水稻專家袁隆平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1992年，郵電部發行一套四枚的“中國著名科學家”紀念郵票，其中有兩名長沙人，他們是世界上第一個分離出沙眼病毒衣原體的微生物學家湯飛凡，和中國骨腸病學創始人之一的醫學家老孝騫。除了“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享譽世界，還有理論物理學家周光召在國際上首先提出粒子旋轉態振幅，陳國達首創地窪學說。像這樣享有國際盛譽的兩院院士，長沙不下數十人。
湖南人在近現代的曆史作為有目共睹。湖南文有“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的盛譽，武有“無湘不成軍”的美稱，湖南人懷抱著野性和文明，在成材的道路上大步流星，前赴後繼，為本省贏得了人才搖籃的美譽和人才大省的殊榮。
湖南人頭上有一道催促成材的緊箍咒。
在曆史上，人們對於湖南人的形象，有過很多的描述。這些描述
都有一定的指向。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湖南人十分驃悍，《隋書》中說湖南人“勁悍決烈”。後來的湖南地方誌中，則說湖南人“勁直任氣”，“剛勁勇悍”，“好勇尚儉”。19世紀60年代，湖南布政使李榕是一位四川人，曾說湖南人“氣太強”；同一個世紀的90年代，湖南巡撫陳寶箴是一位江西人，他說湖南人“好勝尚氣”；湖南人皮錫瑞也有相同的評語。湖南人周敦頤有一篇著名的《愛蓮說》，讚賞蓮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說明湖南人非常欣賞這樣的做人風格。
湖南人的脾性正如荷花的爽利，率直開朗，和人交往，容易一見如故。他們愛憎分明，喜怒哀樂形於言表。他們信仰堅定，思想堅毅，行為堅韌，為人剛正，作戰勇猛，對上桀驁不馴，攀比好勝尚氣。
在關鍵時刻，湖南人不怕死，重義氣，尚氣節。
如果將湖南人的氣質與中國人的普遍氣質做一個比對，我們會發現，湖南人的氣質具有顯著的特色。
學者楊國樞根據許多人研究的結果，得出一種綜合的印象，認為中國人的氣質與需要，側重於靜的一麵：求助、謙卑、依賴、順從、秩序、消極、退縮、世故、謹慎、多疑、羞怯、慎思。換言之，缺乏健壯性、激動性、表露自己、支配、改變、攻擊、競爭等動的一麵。很明顯，這與人們對湖南人氣質描述剛好相反。大家的描述給人的印象是：湖南人的氣質是積極的，激動的，熱情的，具有支配意誌的，喜好改變的，願意接受挑戰的。
有一個段子，講的是各省人在打架時的不同表現。東北人先吵後打，越吵越凶，凶到極處就“劈劈叭叭”地打起來。山東人先打後吵，三句話不對勁，抄起家夥就打，把人抬進醫院，再辯是非曲直。四川人隻吵不打，吵得凶巴巴的，吵得青筋暴露，互相罵得狗血淋頭，拳頭捏得吱吱響，卻不肯招呼到對方身上。湖南人是邊吵邊打，文攻武略，拳腳不軟，口舌不停。這就體現出湖南人的氣質，霸蠻加靈泛。
人們試圖從吃辣椒這種習慣中去尋找湖南人氣質的根源。但這顯然是徒勞的。因為在司馬遷的時代，以及在後來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內，湖南人根本就沒有辣椒可吃。何況中國境內愛吃辣椒的除了湖南人以外，還大有人在，辣椒這種食物並沒有使所有吃辣椒的中國人養成湖南人的這種氣質。
湖南人之所以具有積極靈動的氣質，還是因為促人成材的湖湘文化往他們的靈魂裏注入了興奮劑，在他們頭上加了一道不許他們怠惰服輸的緊箍咒。
北京大學的潘愛華教授是一位湖南人。他被評為“世界百位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物”。他是具有商業意識的科學家，又是具有科學頭腦的企業家。他在幾年時間裏創造了一係列奇跡。他隻用兩年就獲得生化博士學位。他沒有做過商人，卻使一個隻有四十萬元注冊資金和幾名兼職員工的小公司，在幾年裏發展為擁有數億元資金的高科技企業集團。他接管一家瀕臨倒閉的公司，不到兩年就讓公司利潤陡增十多倍，成為中國最大的基因工程藥物產業基地，市場占有率超過百分之六十。他連綠卡都沒有，卻擔任了美國賽若金有限公司的總裁。
潘愛華教授把他取得這些成就的原因，歸之於他是湖南人。他說：“世上有兩種人，一種是人家創造機會他把握；還有一種是自己創造機會自己把握。我屬於後者。我都是自己創造機會然後自己利用機會。我想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關係。我是湖南人，湖南人的性格就是遇到困難勇往直前。每次遇到挫折和困難時我就對自己說：‘沒事的，肯定能做好。’然後每次我就很有信心地去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一個人能不能成功，主要取決於他的思維方式，他的性格和方法。那種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把危機變成良機、把挑戰變成機遇、把壓力變成動力的人一定能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說，湖南人屬於開創型的人才。”
湖湘文化不僅給了湖南人奮發進取的精神，也教給了他們如何成材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這兩句話本來就是湖南人的發明。
先說實事求是。早在19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嶽麓書院的廳堂上，就在中國率先掛起了“實事求是”的大匾。青年時代的毛澤東給這四個字賦予了新時代的內涵，他在上個世紀30年代率先倡議中國共產黨發揚“實事求是”的學風。如今，在中央黨校和中國人民大學，毛澤東題寫的“實事求是”，依然掛在最顯赫的位置。實事求是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傳統，也是湖湘文化為中華文明做出的一個重大貢獻。
湖南人提倡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在實踐過程中留下許多精彩的故事。這裏介紹彭德懷在作戰中實事求是打勝仗的一個事例。
在解放戰爭中，當蔣介石調集三十萬精銳部隊進攻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時，彭德懷指揮不足三萬人的西北野戰兵團保衛毛澤東和黨中央。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陝北的荒山禿嶺中安然旅行，一度距離胡宗南部隊的直線距離隻有十二公裏還能脫險，主要得益於彭德懷的作戰。他的這位同鄉肩負重任，引著胡宗南的軍隊在山溝裏轉，把他們拖得疲憊不堪時，便集中力量，吞掉胡宗南的整師整旅。彭德懷在戰術上實事求是，靈活機動，打得非常出色，不負毛澤東的厚望。
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時，彭德懷指揮一個兵團在延安南線大戰敵軍。昆侖縱隊撤出延安後，先由彭德懷率部拖住敵軍。毛澤東對他說：“隻要平均一個月能消滅敵人一個團，三年不要，就可以收複延安。”
彭德懷派一個旅加一個團運動防禦，節節阻擊敵軍，以贏得時間，掩護中共中央各機關安全轉移，疏散群眾。任務完成後，彭德懷便主動放棄延安。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他命令第一縱隊的獨立一旅隻用一個營的兵力，在延安西北節節抗擊，製造主力向安塞地區撤退的跡象，以吸引進占延安後十分驕狂的國民黨軍隊，同時部署六個旅隱蔽集結在延安東北青化砭附近地區，待機殲敵。
胡宗南到了延安，認為彭德懷的部隊不堪一擊，已成“流寇”，急於尋找他的主力決戰，進入了他的圈套。胡宗南的五個旅追向安塞，另一個旅向青化砭方向掩護側翼。彭德懷到前線查看地形，部署主力埋伏在成榆公路兩側，布成一個向南張開的口袋陣。部隊埋伏了一天，未見敵軍到來。第二天上午，國民黨第三十一旅果然從延安沿鹹榆公路北上，鑽進了彭德懷預設的伏擊圈。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發起攻擊，僅用兩個小時，全殲敵軍兩千九百人，取得了保衛陝北的第一捷。
胡宗南檢討青化砭失敗的原因，認為是由於該路兵力過於單薄，疏於搜索，未走山地而專走川道，於是改變戰術，在南北長三十五公裏、東西寬四十五公裏的地麵，以十個旅布成方陣，交替前進。他的部隊間隙小，縱深大，解放軍難於襲擊。他望著八萬人全副美式裝備的整齊方陣，得意地揚起馬鞭說：“彭德懷，你還敢來拈虎須嗎？”
毛澤東總結青化砭大捷的經驗，指示彭德懷采用“正麵部署及兩翼三麵埋伏”的辦法殲敵。彭德懷見八萬敵人擠成一塊，認為我軍不足三萬人，對他們無法包圍也無法分割。他提出三麵埋伏已不可能，必須有耐心，長時間拖累和消耗敵人，逼他們分散兵力，尋找弱點，打擊分散之敵或增援之敵。毛澤東讚許地說：一個指戰員，就是要善於根據情況變化，獨立作出判斷。他針對西北戰場提出蘑菇戰術，要將敵人磨得精疲力竭，然後尋機殲滅。他形象地比喻道：“胡宗南伸過來的是一隻拳頭，我們要讓他把手指張開，就好一根一根地剁！”
胡宗南偵察到彭德懷的主力在延安東北地區，指揮主力進攻延川及以北地區。國民黨軍撲空了，兵疲糧缺，留下第一三五旅守衛瓦窯堡，其餘部隊南下，獲取補給。彭德懷分析這個第一三五旅懼怕獨處被殲，不會久留瓦窯堡，肯定也會南撤，便決定在運動中殲滅該旅。第一三五旅果然從瓦窯堡南下，解放軍四個旅將它包圍在羊馬河地區，隻用幾個小時就殲敵四千七百人，取得羊馬河大捷。
胡宗南垂頭喪氣地率部返回幡龍地區休整。這時，蔣介石錯誤地判斷中共中央及彭德懷的主力正在東渡黃河，便命胡宗南派九個旅向北推進，企圖再逼迫一下。彭德懷得知國民黨留守幡龍補給基地的隻有第一六七旅主力和地方保安團，興奮地說：“拿下幡龍！用敵人的物資補給我們的部隊。”他分兵兩路，一路偽裝主力，引誘胡宗南主力追擊，暗中集中主力四個旅連夜奔襲幡龍。胡宗南主力被誘到綏德以後，解放軍猛攻幡龍，全殲守敵六千七百多人。胡宗南主力火速回援，但路程太遠，等他們趕到幡龍時，解放軍主力早已離開休整去了。
青化砭、羊馬河和幡龍之戰，彭德懷部共殲敵一萬四千多人。隨後在隴東、三邊戰役中又殲敵四千多人。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之後，又取得榆林戰役和沙家店戰役的大捷。宜瓦戰役，解放軍殲滅國民黨整編第二十九軍；宜川戰役，又殲敵二萬九千四百人。幾個戰役狠狠打擊了胡宗南所謂的“天下第一軍”，彭德懷穩住了西北戰局。毛澤東為他這位忠誠的部下和幾乎從無失手的老鄉，深情地賦詩一首：
山高路遠溝深，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毛澤東派警衛員把這首詩送給彭德懷。彭德懷看了，拿起筆將後麵一句改為“唯我英勇紅軍”，把原詩又送還毛澤東。
彭德懷比毛澤東小五歲，差不多和毛澤東同時參加革命。多年共同征戰，毛澤東對彭德懷的耿直忠誠、能征善戰非常看重。
有一天，昆侖縱隊在天賜灣宿營，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坐在火堆前談古論今。毛澤東說：“小時候我喜歡看《三國演義》，讀起來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怎麼書裏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的主人公？我納悶了兩年：種田人為什麼就沒有人去讚賞呢？後來我想通了，寫書的都不是種田的人！《三國演義》算我讀的第一本軍事教科書吧！可也受了一點騙，許褚好像不得了，現在發覺算不得什麼，我們警衛排的戰士都是種田的農民，我看哪個都比許褚厲害。關雲長就不如我們彭老總。”
他認為，關羽斬了華雄，誅了顏良和文醜，過五關斬六將，抓了於禁，殺了龐德，威震華夏，但他孤傲自大，不講策略。毛澤東認為，劉備讓關羽去荊州，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而彭德懷既具備關雲長的忠義勇猛，又能夠靈活執行上級意圖，足以獨撐危局。
湖南人成材的另一個重要方法是與時俱進。唐浩明先生指出，明末清初的湖南哲學家王夫之對與時俱進的精神已經有了規律性的認識，最先整理宣傳這一概念的是湖南著名維新人士譚嗣同。
湖南人的實踐，往往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理念。湖南人具有創新的勇氣和與時俱進的傳統。正是秉承了這一創新求變的傳統，湖南人能夠引領時代二百年，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輝煌的篇章。
下麵所舉的事例，說明湖南人很懂得什麼叫“識時務者為俊傑”。
在湖南軍閥混戰時期的譚趙戰爭中，譚延闓的部下蔡钜猷遭唐生智突襲失敗，譚延闓悲痛欲絕。他帶領餘部去廣州投靠孫中山，來到湘粵交界處的最高點，北望湖南，愴然淚滴：“萬沒想到，唐生智在節骨眼上幫了趙恒惕，氣煞我也！宋鶴庚，你是怎麼提拔軍官的？”
宋鶴庚狼狽地回答：“現在的人都他媽的這麼世故，有奶就是娘！軍閥沒一個講義氣的！”
譚延闓歎息道：“哀莫大於心死。我三起三落，看透了湖南軍政的黑暗。我實在是為本省人民免遭北軍蹂躪而努力去做，在南北交鋒中試圖推行湖南自治。湖南人自己管自己，太天真了！我真是懊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