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延安回來，印象最深的是那裏的窯洞。
照理說我對窯洞並不陌生，我是在窯洞裏生、窯洞裏長的。我對窯洞的熟悉，就像對一件穿舊了的衣服，已經忘記了它的存在。但是，當三年前，我初訪延安時，這熟悉的土窯洞卻讓我的心猛然一顫，以至於三年來如魔在身，縈繞不絕。因為這普通的窯洞裏曾住過一位偉大的人，而那些偉大的思想也就像生產土豆、小米一樣在這黃土坡上的土洞洞裏奇跡般地生產了出來。
延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鬥爭的心髒，是艱苦歲月的代名詞。在大多數人的腦海裏，延安的形象是戰爭，是大生產，是生死存亡的一種苦掙。但是當我見到延安時，曆史的硝煙已經退去，眼前隻有幾排靜靜的窯洞，而每個窯洞門口又都釘有一塊木牌，上麵寫明某年某月，毛澤東同誌居住於此，著有哪幾本著作。有的隻有幾十天，仍然有著作產生。這時，仿佛牆上的釘子不是釘著木牌，而是釘住了我的雙腳，我久久佇立，不能移步。院子裏掃得幹幹淨淨，幾棵柳樹輕輕地垂著枝條，不遠處延水在靜靜地流。我幾乎不能想象，當年邊區敵偽封鎖，無衣無食，每天都在流血犧牲，每天都十萬火急，毛澤東同誌卻穩穩地在這裏思考、寫作，釀造他的思想，他的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
我看著這一排排敞開的窯洞，突然覺得它就是一排思考的機器。在中國，有兩種窯洞，一種是給人住的，一種是給神住的。你看敦煌、雲岡、龍門、大足石窟存了多少佛祖，北嶽恒山上的石洞裏甚至還並供著孔子、老子和釋迦牟尼。這實際上是老百姓在假托一個神貯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信仰。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需要偶像，眼前這土窯洞裏甚至連一張毛澤東的畫像也沒有。但是五十年了，來這裏的人絡繹不絕，因為這窯洞裏的每一粒空氣分子中都充滿著思想。我仿佛看見每個窯門上都刻著“實事求是”，耳邊總是響著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講的那句話：“‘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自黨中央一九三八年一月由保安遷到延安，毛澤東同誌在延安先後住過四處窯洞。這窯洞首先是一個指揮部，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在這裏運籌帷幄，決勝千裏。但為了這些決策的正確，為了能給宏偉的戰略找到科學的理論根據，毛澤東在這裏於敵機的轟炸聲中，於會議的縫隙中，拚命地讀書寫作，所以更確切點說這窯洞是毛澤東的書房。當我在窯洞前漫步時我無法掂量，是從這裏發出的電報、文件作用大，還是從這裏寫出的文章、著作作用大。馬克思當年獻身工人運動，當他看到由於理論準備不足，工人運動裹足不前時，就宣布要退出會議，走進書齋，終於寫出了《資本論》這本遠遠超出具體決定，跨越時空，震撼地球，推動曆史的名著。但是，當時的毛澤東無法退出會議，甚至無法退出戰鬥和生產，他在延安期間每年還有三百斤公糧的生產任務。他的房子裏也不能如馬克思一樣有一條舊沙發，他隻有一張舊木床，也沒有咖啡，隻有一杯苦茶。他隻能將自己分身為二，用右手批文件，左手寫文章。他是一個中國式的民族英雄，像古代小說裏的那種武林高手，揮刀逼住對麵的敵人，又側耳辨聽著背後射來的飛箭，再準備著下一步怎麼出手。當我們與對手扭打在一起，急得用手去撕，用腳去踢，用牙去咬時，他卻暗暗凝神，調動內功，然後輕輕吹一口氣，就把對手卷到九霄雲外。他是比一般人更深一層、更早一步的人。他是領袖，更是思想家。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這些文章的力量已經大大超過了當時的文件、決定。像達摩麵壁一樣，這些窯洞確實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修煉真功的地方，是蔣介石把他們從秀麗的南方逼到這些土窯洞裏。
四壁黃土，一盞油燈，這裏已經簡陋到不能再簡陋。但是唯物質生活的最簡最陋，才能激勵共產黨的領袖們以最大的熱忱、最堅忍的毅力、最謙虛的作風，去做最切實際的思考。毛澤東從小就博覽群書，但是為了救國救民，他還在不停地武裝自己。對艾思奇這個比他小十六歲的一介書生，毛澤東寫信說：“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麵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記得在艾思奇同誌逝世二十周年時，在中央黨校的展櫃裏我還見到過毛澤東同誌的另一封親筆信，上有“與您晤談，受益匪淺，現整理好筆記送上，請改”等字樣。這不是對哪個人的謙虛，是對規律、對真理的認同。中國曆史上曾有許多禮賢下士的故事，劉備三顧茅廬，劉邦正在洗腳聽見有人來訪，就急得倒拖著鞋出迎。他們隻不過是為了成自己的大事。而毛澤東這時是真正地在窮社會曆史的規律，他將一切有誌者引為同誌，把一切有識者奉為老師。蔣介石，這個中國曆史上的最後一個地主階級的最高統治者，他何曾想到現時延安窯洞裏這一批人的厲害。他以為這又是陳勝揭竿、劉邦斬蛇、朱元璋起事，他萬沒有想到毛澤東早就跳出了那個舊圈子而直取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