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他離開這個世界也已三十七年。政聲人去後，塵埃落定，對他的功過已有評說，以後也許還會爭論下去。但對作為文章家的他還研究不夠，這筆財富有待挖掘。毛說革命奪權靠槍杆子和筆杆子，但他自己卻從沒有拿過槍杆子。他手下有十元帥、十大將，一千多個將軍（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授銜將官以上一千零五十二人），從井岡山起兵到定都北京，抗日、驅蔣、抗美，談笑間強敵灰飛煙滅，何等瀟灑。打仗，他靠的是指揮之能，馭將用兵之能。但筆杆子倒是一輩子須臾不離手，毛筆、鋼筆、鉛筆，筆走龍蛇驚風雨，白紙黑字寫春秋。雖然他身邊也有幾個秀才，但也隻是伺候筆墨，實在不能為之捉刀。他那種風格，那種語言，那種做派，是浸到骨子裏，溢於字表，穿透紙背的，隻有他才會有。中國是個文章的國度，青史不絕，文章不絕。向來說文章有漢司馬、唐韓柳、宋東坡、清康梁，群峰逶迤，連綿不絕。毛澤東算得一個，也是文章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險峰。
思想與氣勢
毛文的特點首在磅礴淩厲的氣勢。毛是政治家、思想家，不同於文人雕蟲畫景，對月說愁，他是將政見、思想發之於文章，又借文章來平天下的。
陸遊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文章之勢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氣、行事之勢。勢是不能強造假為的，得有大思想、真城府。我在《美文是怎樣寫成的》一文中曾說到古今文章家有兩種，一是純文人，一是政治家。文人之文情勝於理，政治家之文理勝於情。理者，思想也。寫文章，說到底是在拚思想。隻有政治家才能總結社會規律，借曆史交替、風雲際會、群雄逐鹿之勢，納雷霆於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揚自己的政見。毛文屬這一類。這種文字不是用筆寫出來的，是作者全身心社會實踐的結晶。勞其心，履其險，礪其誌，成其業，然後發之為文。文章隻是他事業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須、鳳之尾。我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段落來看毛文的氣勢：
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的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麵！
《民眾的大聯合》
這還是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五四時期，剛要踏入“江湖”的文章，真是鴻鵠一飛便有千裏之誌。明顯看出，這裏有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影子。文章的氣勢來源於對時代的把握，毛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每個曆史時期都能高瞻遠矚，甚至力排眾議地發出振聾發聵之聲。
當黨內外對農民運動有動搖和微詞時，他大聲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井岡山時期，革命處於低潮時，他甚至用詩一樣的浪漫語言預言革命高潮的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當抗日戰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許多人苦悶、動搖時，他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你再看解放戰爭中他為新華社寫的新聞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二十一日已有大約三十萬人渡過長江。渡江戰鬥於二十日午夜開始，地點在蕪湖、安慶之間。國民黨反動派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遇著人民解放軍好似摧枯拉朽，軍無鬥誌，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我軍萬船齊放，直取對岸，不到二十四小時，三十萬人民解放軍即已突破敵陣，占領南岸廣大地區，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諸城進擊中。人民解放軍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戰鬥，堅決地執行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命令。
《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
我軍“摧枯拉朽”，敵軍“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你看這氣勢，是不是有《過秦論》中秦王振四海、製六合的味道？再看他在一九四九年第一屆政協會議上的致辭：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曆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麵前發抖吧，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是一個勝利者的口吻，時代巨人的口吻。新中國成立後美國搞核訛詐，他說：“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古今哪一個文章家有這樣的氣勢！
從上麵所舉毛澤東不同時期的文章中，能看出他對自己的事業充滿信心。為文要有丹田之氣，不可裝腔作勢。古人論文，講氣，氣貫長虹，力透紙背。韓愈搞古文運動，就是要恢複漢文章的質樸之氣，他每為文前先讀一遍司馬遷的文章，為的是借一口氣。以後人們又推崇韓文，再後又推崇蘇東坡文，都有雄渾、汪洋之勢。蘇東坡說：“吾文如萬斛泉湧，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裏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他們的文章之所以有氣勢，是因為有思想，有個性的思想。毛澤東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時代的思想，曾是一個先進的政黨、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的思想，與之不可同日而語。毛澤東也論文，他不以泉比，而是以黃河來比：“文章須蓄勢。河出龍門，一瀉至潼關。東屈，又一瀉至銅瓦。再東北屈，一瀉斯入海。……行文亦然。”毛在《講堂錄》中說：“才不勝今人，不足以為才；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無論才學，他都是立誌要超今人和古人的。如果說蘇文如泉之湧，他的文章就是海之波濤了。
說理與用典
毛文的第二個特點是知識淵博，用典豐富。
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重在繼承，從小孩子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書，先背了一車經典、寶貝入庫，以後用時再一件一件拿出來。毛澤東正當五四前後，新舊之交，是受過這種訓練的。他自述其學問，從孔夫子、梁啟超到拿破侖，什麼都讀。作為黨的領袖，他的使命是從外國借來馬克思主義，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一個舊中國。要讓中國的民眾和他領導的幹部懂得他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國人熟悉的舊知識和人民的新實踐去注解，就是他常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一件真本事、大本事，要革命理論、傳統知識和革命實踐三樣皆通，缺一不可。特別要對中國的傳統典籍爛熟於心，還能翻新改造，結合當前的實際。在毛澤東的書中我們幾乎隨處可見他恰到好處的用典。
這有三種情況。一是從典籍中找根據，證目前之理，比如在《為人民服務》中引司馬遷的話：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作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誌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這是在一個戰士的追悼會上的講話，作為領袖，除表示哀悼之外，還要闡明當時為民族大業犧牲的意義。他一下拉回兩千年前，解釋我們這個民族怎樣看待生死。你看，司馬公有言，自古如此，你不能不信，一下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馬遷的這句話也因毛的引用而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更廣為流傳。忠、孝、仁、義是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毛引用它卻這樣給以新的解釋：
要特別忠於大多數人民，孝於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忠孝於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處的，叫作仁；對大多數人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對農民的土地問題、工人的吃飯問題處理得當，就是真正的行仁義。
《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
這就是政治領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發力，翻新經典，為己所用；既弘揚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經典知識。
二是到經典中找方法，以之來比喻闡述一種道理。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論說文，是說給中國的老百姓或中低層幹部聽的。所以搬出中國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證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這個典不一定客觀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戶曉，蘊含的道理顛撲不破。如七大閉幕詞這樣重要的文章，不但行文簡短，隻有千數字，而且還講了一個《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毛將《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這些文學故事當哲學、軍事教材來用，深入淺出，生動活潑。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這樣來闡述戰爭中的戰略戰術：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衝，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衝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