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悟空在他筆下，一會兒比作智慧化身，鑽入鐵扇公主的肚子裏；一會兒比作敵人，跑不出人民這個如來佛的手心。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抗大的一次講話中，他甚至還從唐僧的堅定、八戒的吃苦、孫悟空的靈活中概括出了八路軍、新四軍的“三大作風”。像這樣重要的命題，這樣大的方針他都能從典故中輕鬆地順手拈來，從容化出。所以他的報告總是聽者雲集，歡聲笑語，毫無理論的枯澀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於現實，把實踐融進了理論。
三是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隨手拿來一典，妙趣橫生。
在《別了，司徒雷登》中他這樣來寫美國對華政策的破產：“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麼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這裏用了中國古典散文名篇《陳情表》裏的句子。司徒雷登那個孤立、無奈、可憐的樣子，永遠定格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了。就司氏本人來說，他對中國還是很有感情的，也為中國特別是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了不少好事。但陰差陽錯，他在曆史變革的關鍵時刻扮演了一個特殊角色，也就隻好背上了這個形象。
毛的用典是出於行文之必需，絕不賣弄，不故作高深地掉書袋。他是認真地研究並消化了經典的，甚至認真到考據癖的程度。如一九五八年劉少奇談到賀知章的詩《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以此來說明唐代在外為官不帶家眷。毛為此翻了《舊唐書》《全唐詩話》，然後給劉寫信說：
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曆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後，總覺不甚妥當。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
現在廬山圖書館還保存有毛在廬山會議期間的借書單，從《廬山誌》《昭明文選》《魯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話》，內容極廣。這裏引出一個問題：一個領袖首先是一個讀書人，一個讀了很多書的人，一個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應該是一個博學的雜家，隻是一方麵的專家不行；隻讀自然科學不行，要讀社會科學，讀曆史，讀哲學。因為領導一個集團、一場鬥爭、一個時代靠的是戰略思維、曆史案例、鬥爭魄力和人格魅力。這些隻有到曆史典籍中去找，在數理化中和單一專科中是找不到的。一個不會自己母語的公民不是合格的公民，一個不熟悉祖國典籍的領袖是不合格的領袖。
諷刺與幽默
毛文的第三個特點是充滿辛辣的諷刺和輕鬆的幽默。不裝不假，見真人性。
人一當官就易假，就要端個架子，這是官場的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會說話。毛是在黨政軍都當過一把手的，仍然嬉笑怒罵，這不容易。當然他的身份讓他有權這樣，但許多人就是灑脫不起來。權力不等於才華。毛的文章雖然都是嚴肅重要的指示、講話、決定、社論等，又都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生成的，但是並不死板，並不壓抑。透過硝煙，我們隨處可見文章中對敵辛辣的諷刺和對自己人幽默的談吐。諷刺和幽默都是輕鬆的表現，是舉重若輕。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隻用一根銀針輕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難忍，哭笑不得，撲身倒地，這是諷刺；我可以用長篇大論來闡述明白一個問題，但我不用，我隻用一個笑話就妙解其理，讓你在輕鬆愉快中茅塞頓開，這是幽默。總之是四兩撥千斤。這是一個領袖對自己的事業、力量和韜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現。毛曾自信地說：“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我們先看他的諷刺。對國民黨不敢發動群眾抗戰，毛在新聞稿中說：
可是國民黨先生們啊，這些大好河山，並不是你們的，它是中國人民生於斯、長於斯、聚族處於斯的可愛的家鄉。你們國民黨人把人民手足緊緊捆住，敵人來了，不讓人民自己起來保衛，而你們卻總是“虛晃一槍，回馬便走”。
《衡陽失守後國民黨將如何？》
遼沈戰役敵軍大敗，毛這樣為新華社寫消息：
從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內，蔣介石三至沈陽，救錦州，救長春，救廖兵團，並且決定了所謂“總退卻”，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睜起眼睛向東北看著。他看著失錦州，他看著失長春，現在他又看著廖兵團覆滅。總之一條規則，蔣介石到什麼地方，就是他的可恥事業的滅亡。
《東北解放軍正舉行全線進攻》
他諷刺黨八股像“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是“隻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真是個漫畫高手。
我們再看他的幽默。毛一生擔軍國之重任，不知經曆了多少危急關頭、艱難局麵，但在他的筆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極推手輕鬆化開，這不容易。長征是人類史上少有的苦難曆程，毛卻樂觀地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曆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到文化的重要時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德）總司令的，一支是魯（迅）總司令的。”（正式發表時改為“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他在對斯諾講到自己的童年時風趣地說：“我家分成兩‘黨’。一個就是我的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我母親和弟弟組成。”斯諾聽得哈哈大笑。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這樣大的理論問題，他說：
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雲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質的花樣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羊肉、鴨子應該更好吃，更進步，這才體現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麵前就沒有威信了。社會主義一定要比資本主義還要好，還要進步。
《一九五六年在知識分子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他對即將上前線的陝北公學（即後來的華北聯合大學）師生講話，以《封神演義》故事作比：
薑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
這是比興手法，隻借“三樣法寶”的字麵同一性。一九五七年他在對我留蘇學生講話時說：“現在的世界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這也是借《紅樓夢》裏林黛玉的話，與原意無關，隻借“東風”“西風”這個字意。文章有意蕩開去，顯得開闊、輕鬆，好似從遠處往眼前要說的這個問題上搭了一座引橋。魯迅先生也曾有這樣的用法：
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它。清朝的剛毅因為憎恨“洋鬼子”，預備打他們，練了些兵稱作“虎神營”，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這道理。
《父親的病》
毛是很推崇魯迅的，他深得其筆法。
尖銳的諷刺，見棱見角，說明他眼光不凡，總是能看到要害；輕鬆幽默的談吐，不慌不忙，說明他的肚量和睿智，肚子裏有貨。中共早期的領袖有此才，二戰時的國際領袖也有此才，如丘吉爾就以幽默聞名。戰後英國國會通過提案，擬塑一尊丘吉爾的銅像，置於公園。丘吉爾回絕道：“多謝大家的好意，我怕鳥兒會在我的頭上拉屎，還是請免。”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人大擬決議給毛澤東授大元帥銜，毛說：“我穿上你那個元帥服怎麼下基層，免了吧。”毛之後中國的掌舵人鄧小平也是幽默的。一九七八年十月鄧訪問日本，這是一次打破僵局、恢複邦交、學習先進的破冰之旅，任務很重。鄧說，我來目的有三，一是互換條約，二是看看老朋友，三是像徐福一樣，來尋“仙草”的。日本人聽得笑了起來。他們給鄧最好的接待，給他看最先進的技術和管理。苦難出人才，時勢造英雄，這是一種多麼拿得起、放得下的瀟灑。我們常說，領袖也是人，但領袖必須是一個有個性、有魅力的真實的人，照葫蘆畫瓢是當不了領袖的。
通俗與典雅
毛文的第四個特點是通俗與典雅完美地結合。記得我第一次接觸毛的文章，是在中學的曆史課堂上，沒耐心聽課，就去翻書上的插圖，看到《新民主主義論》的影印件，如螞蟻那麼小的字，一下就被它的開頭幾句所吸引：“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我不覺眼前一亮，一種莫名的興奮，這是一種從未見過的文字，說不清是雅，是俗，隻覺得新鮮，很美。放學後就回家找來大人的《毛澤東選集》讀。我就是這樣沿著山花爛漫的曲徑小路，一步一步直到政治大山的深處。
毛澤東是鄉間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又是戰火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在學生時期他就受過嚴格的古文訓練，後來在長期的鬥爭生涯中，一方麵和工農兵廝磨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一方麵又手不釋卷，和各種書，如文學書籍、小說、詩詞、曲賦、筆記纏裹在一起，須臾不離。他寫詩、寫詞、寫賦、作對，寫新聞稿和各種報告、電稿。如果拋開他的軍事、政治活動不說，他完全夠得上一個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領袖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一樣。毛與他們的不同是又多了與工農更密切的接觸。所以毛的文章典雅與通俗共存，樸實與浪漫互見。時常有鄉間農民的口語，又能見到唐詩、宋詞裏的句子。忽如老者炕頭說古，娓娓道來；又如詩人江邊行吟，感天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