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的紀念都是史實的盤點與靈魂的再現。
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了。這是一個歡慶的日子，也是一個緬懷先輩的日子。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毛澤東、鄧小平這兩個使國家獨立富強的偉人，我們不該忘記那些在對敵鬥爭中英勇犧牲卻未能見到勝利的戰士和領袖。同時，我們還不能忘記那些因為我們自己的錯誤，在黨內鬥爭中受到傷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誌和領導人。一項大事業的成功，從來都是由經驗和教訓兩個方麵組成；一個政黨的正確思想也從來是在克服錯誤的過程中產生。恩格斯說，一個蘋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蘋果。一個九十年的大黨，如果沒有犯錯並糾錯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當我們今天慶祝九十年的輝煌時，怎能忘記那些為糾正黨的錯誤付出代價，甚至獻出生命的人。
這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是張聞天。
一把鑰匙解黨史
張聞天曾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毛澤東說，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實際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張聞天。張算是第五朝了。毛澤東稱張聞天是“明君”，並開玩笑叫張的夫人劉英為“娘娘”（毛是長征時為張、劉二人牽得姻緣的“紅娘”）。因他在張領導下分管軍事，就自稱“大帥”。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張接替博古做總書記（陳雲稱為“負總的責任”），真正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算到一九三八年共產國際明確支持毛為首領，張任總書記是四年；算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為主席，在組織上完成交替，張任總書記是八年。無論四年還是八年，張領導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華民族命運的重要的轉折期。因為中共從一九二一年建黨到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總共才二十八年。
現在回頭看，張在第五任總書記任上幹了三件影響中國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澤東扶上了領袖的位置，成就了一個偉人。遵義會議後毛開始隻是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張聞天是總書記，知人善任，他說：“二次回遵義後，我看出周恩來同誌領導戰爭無把握，故提議毛澤東同誌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後來又決定毛分工軍事，從此毛周就調換了位置，周成了毛的軍事助手。毛借軍事方麵的才能進而在全黨一步步確立了權威。二是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得到了難得的喘息之機，並日漸壯大。三是經過艱苦工作實現了國內戰爭向民族抗日戰爭的轉變，共產黨取得了敵後抗戰領導權，獲得民心，從此步步得勢，直至取得政權。可見這“第五朝”是從建黨到建立新中國的關鍵一朝，就算這期間毛澤東在逐漸過渡接班，張這個“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傳中，張卻幾無蹤影。他生前被逐漸地閑置、淡化、邊緣化，直到悄無聲息地去世。可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曆史無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幾十年後，終於潮落石出，他的功績又漸漸顯現出來，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後人的認同。這不能不說是黨史上的一個奇觀，是曆史唯物主義在“顯靈”。
按毛澤東的說法，張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張與毛的交接既是黨內政權五、六朝之間的交替，又是中共從奪權到掌權、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還是張、毛這兩個出身、修養、性格截然不同的領袖之間的交班。在五朝時，張為君，毛為臣，“瓦窯堡會議”兩人合作甚洽，完成了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策略的重大轉變。到六朝時倒了過來，毛為君，張為臣，兩人吵架於“廬山會議”，黨犯了“左”的錯誤，元氣大傷。時勢相異，結果不同，兩人的合作或好或壞，黨的工作局麵就或盛或衰。可以說毛、張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開黨史、國史謎團的一把鑰匙，也是留給後人的一筆文化財富。
張聞天與毛澤東都有強烈的革命理想和犧牲精神，但兩人的出身、經曆、知識結構和性格都差異很大。張聞天上過私塾，讀過技術學校，留日、留美、留蘇，係統研究過，並在大學講授過馬列，翻譯過馬恩作品。他愛好文學，寫過詩歌、散文、小說，也譯介過外國文學作品，發表過大量文藝批評文章。一九二二年詩人歌德九十周年誕辰時，他發表了兩萬字的長文，這是中國第一篇係統介紹歌德《浮士德》的論文。他屬於開放型的知識結構，性格隨和包容，與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等人同屬黨內留過洋的人。毛澤東出身農家，受傳統國學教育較深，幾乎未出國門。他熟讀史書，特別是熟知治國禦人的典故，思想高遠，性格剛烈、好鬥。他自己也知道這個缺點，曾講其弟毛澤覃批評他說：“共產黨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張、毛兩人這種不同的知識背景、性格基因決定了他們的命運甚至黨和國家的命運。
惹人怨怒因紅顏
毛澤東與張聞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後到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風前。這也正是前麵所說張為黨建樹三大功勞的時期。據何方先生考證，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到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會，兩人聯名（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就有兩百八十六件。這時期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變一出，張主張和平處理，毛隨即同意。紅軍到陝北後到底向哪個方向發展，張要向北，毛要東渡，後來張又同意了毛的意見，並率領中央機關隨軍，“禦駕親征”。向來曆史上“明君”與“能臣”的合作都是國家的大幸，會出現政治局麵的上升期，如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征、宋仁宗與範仲淹的合作等。當毛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的時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興旺之時，總書記民主，將帥用心，內聯國軍，外禦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這時毛分管軍事，隨著局麵的打開，其威信也水漲船高。張、毛合作的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黨政治局麵的上升期。
但這時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賀子珍與毛不和出走蘇聯，江青乘虛而入。但是黨內高層幾乎一片反對聲，紛紛向張聞天這個總書記進言，就連遠在敵後的項英也發來長電，他們實在不放心江青的曆史和在上海的風流表現，認為這有損領袖形象。張無奈，便綜合大家的意見給毛寫了一信，勸其慎重考慮。誰知毛看後勃然大怒，將信撕得粉碎，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他第二天就在供銷社擺酒，遍請熟人，卻不請張這個“明君”。時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這是毛與張的第一次結怨。
每一個曆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樹枝上的一個嫩芽，總是在它必然要長出的地方悄悄露頭，然後又不知會結出一個好果子還是壞果子。江青的出現恰到好處，從私生活上講正是賀子珍的出走之際，從政治上講又正是毛澤東的地位已經初步確立之時（兩個月前剛開過六屆六中全會），他已有資格與上級和戰友們拍桌子。要是在遵義會議前，毛正落魄之時，估計也不會這樣發威。毛江結婚這個嫩芽後來結出了什麼政治果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毛這一怒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毛在文化上是本土派，從骨子裏排斥留洋回來的人，瑞金時期對他的不公正讓他痛恨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延安整風他大反宗派主義，其實他心裏也是有一個“派”的。一九三八年周恩來從蘇聯養傷回來，順便轉述共產國際負責人的話，說張聞天是難得的理論家，毛憤而說：“什麼理論家，背回一口袋教條。”可知其內心深處的芥蒂之深。
張聞天性格溫和，作風謙虛，絕不戀權。他任總書記後曾有三次提出讓位，第一次是遵義會議後黨需要派一個人到上海去恢複白區工作，這當然很危險，他說“我去”，中央不同意，結果派了陳雲。第二次是張國燾搞分裂，向中央要權，為了黨的團結，張說“把我的總書記讓給他”，毛說不可，結果是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第三次就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會前王稼祥明確傳達了共產國際支持毛為領袖的意見，張就立即要把總書記的位子讓給毛。因為其時王明還在與毛爭權（張國燾這時已經沒有多大的力氣了），毛的絕對權威也未確立，還需要張來頂這個書記，毛就說這次先不議這個問題。張在後來的《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誌留延安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誌的住處開，我隻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那時共產黨很窮，政治局也沒有個會議室，誰是一把手，就在誰的窯洞裏開會。張把實權讓掉後就躲開權力中心，到晉西北、陝北搞農村調查去了。而在毛的心裏，也就再沒有張這個“明君”了。
忍辱負重二十年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張作為政治局委員要求去東北開展工作（就像當年要求到上海開展工作一樣），這正合上意，立即得到批準。他先後任兩個小省省委書記，而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李富春卻任東北局的副書記。這樣使用顯然有謫貶之意，但張不在乎，隻要有工作幹就行。
早在晉西北、陝北調查時，張就對經濟工作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回有了自己的政權，他急切地想去為人民實地探索一條發展經濟、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於思考、熱心研究新問題，又幾乎是張的天賦之性。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後，他和戰友們成功地促成了從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的轉變，這次他也渴望著黨能完成從戰爭向建設的轉身。他熱心地指導農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銷”，再“合作生產”。合作社一定要分紅，不能增加收入叫什麼合作社？新中國將要成立，他總結出未來的六種經濟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資，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東北時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時光。
但是好景不長，一九五一年又調他任駐蘇聯大使，這顯然有謫貶、外放之意。因為一個政治局委員任駐外大使這在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空前絕後的。這中間有一件事，一九五二年劉少奇帶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十九大”，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委員劉長勝，卻沒有時為政治局委員的駐蘇大使張聞天，這是明顯的政治歧視。試想，張以政治局委員身份為幾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服務，以大使身份，為代表團跑前跑後，卻又上不了桌麵，是何心情？這就像當年林則徐被發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測荒地。林則徐風餐露宿，車馬勞頓，終於完成任務，但最後上呈勘測報告時，卻不能署他的名字，因為他是罪臣。這些張聞天都忍了，他向陳雲表示，希望回國改行去做經濟工作。陳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不會給他安排工作。周恩來兼外長工作太忙，上麵同意周的建議調他回來任常務副部長，但外事活動又不讓他多出頭。
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他以一個從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要做一個外交方麵的發言，不許。這種歧視倒使他遠離權力中心，反而旁觀者清。他在許多大事上表現得驚人的冷靜。一九五七年反右，他在外交部盡力抵製，保護了一批人。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全國處在一種燥熱之中，浮誇風四起，荒唐事層出。他雖不管經濟，卻力排眾議，到處批評蠻幹，在政治局會議上大膽發言。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是個標誌，提出鋼鐵產量翻一番，全國建人民公社，運動一哄而上。十月他在東北考察，見土高爐遍地開花，就對地方領導說這樣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壘起了小高爐。他說這是胡來，要求立即下馬。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張春橋的文章《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否定按勞分配，宣揚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毛澤東很欣賞此文，親自加按語。當人們被那些假馬列弄得暈頭轉向時，他輕輕一笑說，這根本不是馬列主義，恰恰違背了馬列理論的最基本常識。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階段的分配原則，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標準，怎麼能破除呢？而毛卻認為按勞分配的工資製是資產階級法權，甚至想恢複戰時的供給製。對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的口號，張說這違背主客觀一致的辯證法原則，並且他在這些現象背後已經看到了更可怕的個人崇拜的問題，上麵好大喜功，下麵就報喜不報憂，他到海南視察，那裏都餓死人了也不敢上報。
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的上海會議上，毛說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殺頭。張說，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氣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講話。當時為迎合毛，領導幹部送材料、寫文章都爭著引毛的話。而張的文章中據理說事，很少引語錄去阿諛迎合。毛對此心知肚明，認為他驕傲、犯上，兩人就隔膜更深。當然，今非昔比，現在已是毛為“君”張為“臣”，為大局張聞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多有隱忍。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向毛寫信彙報看到的躍進局麵，本想提點意見，猶豫再三還是暫不說為好。毛看了很高興，遂給他回一信，但仍不忘教訓和挖苦：“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恩來、陳雲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當麵說過。今天看了你的報告引起我對你的熱情。”上述看法“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還沒有完全去掉，還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這哪裏是對當年的“明君”說話，完全是對一個小學生的訓斥。毛已經擺出“帝王”架勢，對他的臣下任意挖苦、奚落了。信裏說的當年給張的那五個字是“狹、高、空、怯、私”，可見在毛的眼裏，張一無是處，而且還總記著他的老賬，張也是強為隱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