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八年，這二十年間，張的職務是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有幾年是總書記）、七屆政治局委員、八屆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在整風後，張隻分工管一個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後又下基層，出國任大使，長期高職低配，久處江湖之遠，而再未能登廟堂之高。就是對他在遵義會議後主持全黨工作的那段經曆也絕口不提。張在黨內給人留下的形象是犯過錯誤，不能用，可有可無。對張來說，二十年來給多少權，幹多少活，相忍為黨，盡力為國，隻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個勤於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這也應了毛的那句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張遠離“廟堂”，整日在基層調查研究，接觸“卑”工“賤”農，工作親力親為，又有紮實的理論基礎，自然會有許多想法。無論毛怎樣地看他、待他、壓他，為黨、為國、為民、為真理，他還是要說實話的。廬山上的一場爭論已經不可避免。
一鳴驚破廬山霧
一九五九年六月中旬張聞天剛動了一個手術，中央七月二日召開廬山會議，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他決定去。這時彭德懷剛出訪八國回來，很累，不準備上山，張力勸彭去，說當此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之時，不可不去，哪怕聽一聽也好。不想這一勸竟給他們倆惹下終身大禍。
廬山會議本是要糾“左”的，但是船大難調頭。思想這個東西像浮塵一樣，一旦飄起來，就是日落風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塵埃落定。何況這又不是一個人的一時之念，而是一個大黨的指導思想。這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在人們心中鼓起的狂熱，已是塵囂難停。大躍進出現了問題，不得不糾“左”，自揭其短，毛澤東本來就不大情願，而這時幹部中的狂熱者還不在少數。有一撥兒高幹圍在毛的身邊，說再糾“左”就要把氣泄光了，鼓動他趕快反右傾。田家英在小組會上隻如實說了一點在四川看到的問題，西南局書記李井泉就立即打斷，不容揭短，對這個天子身邊的人也敢不敬。一九五九年，新中國剛成立十年啊，共產黨的幹部還保留著不少戰爭思維，勇往直前，不計代價，不許泄氣，不許動搖軍心。還有一些人則是投毛所好，搖旗呐喊，如上海的柯慶施、張春橋等。這時正好彭德懷有一封信，認為中央的錯誤檢討得還不夠徹底，毛就借題發揮，小題大做，抓住彭德懷這個典型，上綱上線，轉而大批右傾了。這種輕率的轉向反映了當時全黨對經濟建設的規律還不熟悉，而在政治上一言堂、個人崇拜已經露頭。
張聞天早就有話要說，不吐不快，眼見會議就要收場，他加緊準備發言提綱，三十二開的白紙，用圓珠筆寫了四五張，又用紅筆圈圈點點。田家英聽說他要發言，忙電話告之，“大煉鋼鐵”的事千萬不要再說，上麵不悅。他放下電話沉吟片刻，對秘書說：“不去管他！”胡喬木也感到山雨欲來，二十一日晨打來電話，勸他這個時候還是不說為好，一定要說也少講缺點。張表示：吾意已決。二十一日下午，張帶著這幾天熬夜寫就的發言提綱，帶著秘書，吩咐仔細記錄，便從一七七號別墅向華東組的會場走去。又一顆炸彈將在廬山爆炸。
與彭德懷的信不同，張的發言除講事實外，更注重找原因，並從經濟學和哲學的高度析事說理。如果說彭的信是摸了幾顆瓜給人看，張的發言就是把瓜藤提起來，細講這瓜是怎麼長出來的。針對會上不讓說缺點，怕泄氣，他說缺點要講透，才能接受教訓；泄掉虛氣，實氣才能上升。總結教訓不能隻說缺乏經驗就算完，這樣下一次還會犯錯誤，而是要從觀點、方法、作風上找原因。如“刮共產風”，就要從所有製和按勞分配上找原因。他說好大喜功也可以，但主客觀一定要一致；政治掛帥也行，但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壞事可以變好事，是指接受教訓，壞事本身並不是好事，我們要盡量不辦壞事。他特別講到黨風，說不要聽不得不同意見，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毛主席說要敢提意見，不要怕殺頭，但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不要緊，被共產黨殺要遺臭萬年的。領導上要造成一種空氣，使下麵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最後，他提到最敏感的彭總的信。明知這時毛已表態，彭正處在牆倒眾人推的境地，但他還是泰然支持，並為之辯護、澄清。說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為之辯道：這話不說可能好一點，說了也可以。共產風不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
他發言的華東組，組長是柯慶施。柯最善看毛的眼色，跟風點火，連毛都說“大躍進”的發明權要歸於柯慶施。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寧會議，毛批周恩來，嫌他保守，曾一度動了以柯取代周恩來當總理的念頭。柯在“文革”前病逝，有人說柯要不死，“文革”一起來就不是“四人幫”而是“五人幫”。張在柯主持的小組發言，可謂虎穴掏子，引來四周怒目相向。柯等頻頻插話，他的發言不斷被打斷，會場氣氛如箭在弦。在一旁記錄的秘書直捏一把汗。張卻泰然處之，緊扣主旨，娓娓道來。他沒有大聲強辯，也沒有像給毛寫信時那樣違心地掩飾，他知道這是力挽狂瀾的最後一搏了，就像當年在扭轉危局的遵義會議上一樣，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幹擾，他如若不聞，再重複一下自己的觀點，繼續講下去，條分縷析，一字一頓，像一個遠行者一步一步執著地走向既定的目標。他知道這也許是飛蛾撲火，但自燃的一亮也能引起人們的一點關注。正像譚嗣同所說：“變法總得有人流血，就讓我來做流血第一人吧！”二十年來，他的官愈當愈小，問題卻看得愈來愈透。那些熱鬧的大躍進場麵，那些空想的理論，在他看來是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國家的災難，總得有人來捅破。遲捅不如早捅，就讓他來做這個捅破皇帝新衣的第一人。
他足足講了三個小時，整個下午就他一人發言。稿子整理出來有八千多字。這個講話戳到了毛的兩個痛處：一是不尊重經濟規律，搞大躍進；二是作風不民主，聽不得不同意見。當年馬克思講，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現在又有一個“幽靈”，一個清醒的反“左”的聲音在廬山上回蕩。
毛澤東大為震怒。兩天後的七月二十三日，毛做了一個疾言厲色的發言，全場為之一驚，鴉雀無聲，整個廬山都在發抖。散會時人人低頭看路，默無一言，隻聞窸窸窣窣、挪步出門之聲。八月二日毛又召所有的中央委員上山（林彪說是搬來救兵），工作會議變成了中央全會（八屆八中全會）。這天，毛在會上點了張聞天的名，說他舊病複發。這還不夠，當天又給張寫成一信並印發全會，批評、質問、諷刺、挖苦、戲謔，洋洋灑灑，玩弄於股掌，溢於紙表：
……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裏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這次安的是什麼主意？那樣四麵八方，勤勞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裏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淨是假的。講完沒兩天，你就心煩意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們纏住，脫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誰人？我以為你是舊病複發，你的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蟲還未去掉，現在又發寒熱症了。昔人詠瘧疾詞雲：“冷來時冷得冰上臥，熱來時熱得蒸籠裏坐，疼時節疼得天靈破，顫時節顫得牙關銼。隻被你害殺人也麼哥，隻被你害殺人也麼哥，真是個寒來暑往人難過。”同誌，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這個人很需要大病一場。昭明文選第三十四卷枚乘《七發》末雲：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呼？於是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與楚太子相似，如有興趣，可讀枚乘的《七發》，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統統忘了，於是乎跑進軍事俱樂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現在有什麼辦法呢？願借你同誌之箸，為你同誌籌之，兩個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打來幾次電話，想到我處一談，我願意談，近日有些忙，請待來日。也用此信，達我困憂。
七月二十三日和八月二日的講話，還有這封信讓張大為震驚。他本是拚將忠心來直諫，又據實說理論短長的，想當此上下頭腦發熱之際，掏盡髒腑，傾平生所學，平時所研，為黨開一個藥方。事前田家英、胡喬木曾勸他不要說話時，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在再三思量後，曾手撫講稿對秘書說：“比較成熟，估計要能駁倒這個講話也難。”他天真了，何必依理來駁呢，隻需一根棍子打來就是！毛的講話和信給張定了調子：“軍事俱樂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黨集團”。會議立即一呼百應，展開對他的批判，並又翻起他的老賬，說什麼曆史上忽左忽右，一貫搖擺。就這樣他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副帥。
張聞天知道，根據過去黨內鬥爭的經驗，如果他不檢查，廬山上的這個會是無法收場的。為了黨的團結，他顧全大局再一次違心地檢查，並交了一份一萬字的檢查稿。但是毛還是不依不饒，又懷疑他裏通外國，大會小會窮追猛打，非得逼出一個具體的反黨組織和反黨計劃。九日那天他從會場出來，一言不發，要了一輛車子，直開到山頂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漢茫茫，四野蒼蒼，亂雲飛渡，殘陽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無淚。正是：
“明君”雖明不再君，屈為“大帥”帳下臣。
延水叮咚猶在耳，廬山霧深深幾重。
望江亭，望江亭，江山如畫，他卻心亂如麻。他撫亭向晚，痛拍欄杆。天將降大任於斯黨也，必先苦其曆程，煉其思想，正其路線，外能審時度勢，內能精誠團結，行拂亂其所為，才能執政、治國、安邦、富民啊！
他幾次求見毛，毛拒而不見。會議結束，八月十八日張聞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說你管外交，不幹經濟，何苦上山發言闖此大禍？他卻冷靜地以哲學相對：不上山，就沒有這個發言，是偶然性；肚子裏有意見總是要講，這是必然性。但這一講，他的名字從此就在報紙上消失了。接著召開的全國外事會議開始追查他的“裏通外國”和曆史問題，而這些與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毫無關係，是欲加之罪再索事實。他隻好任汙水一盆盆地潑來。
留得光輝在人間
廬山一別，張與毛竟成永訣。
一九六〇年春，張大病初愈，便寫信給毛希望給一點工作，不理。他找鄧小平，鄧說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又找劉少奇，劉說還是搞經濟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蘇關係。他就明白了，自己還不脫“裏通外國”的嫌疑。他去找管經濟的李富春，李大喜，說正缺你這樣的人，三天後卻又表示不敢使用。後來中組部讓他到經濟研究所去當一個特約研究員，他立即回家把書房裏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問題書籍全部換成經濟學書刊，並開始重讀《資本論》。張聞天是中共“八大”以後的領導集體中唯一通讀過《資本論》的，而且讀過三四遍，研究經濟正是他的所愛。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前後，全國形勢好不容易出現一個亮點，中央開始檢討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失誤，毛、劉在會上都有自我批評。張很高興，在南方調查後向中央報送了《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沒想到這又被指為翻案風，立即被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一切文件的權利，送交專案組審查。毛說別人能平反，他和彭不能平。他不知道，對中央工作的缺點別人說得，而他卻是不能置一詞的。到“文革”一起，他這個曾經的總書記（前五朝的總書記當時僅存他一人了，陳、瞿、向、博都已不在世）又受到當年農民遊街鬥地主式的淩辱。他經常是早晨穿戴整齊，懷揣月票，擠上公共汽車，準時到指定地點去接受批鬥。下午，他的妻子劉英，一起從長征走過來的老戰友，門依黃昏，提心吊膽，盼他能平安回來。他有冠心病，在挨鬥時已不知幾次犯病，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過來。隻一九六八年七、八、九三個月就被批鬥十六七場。他還被強迫作偽證，以迫害忠良。遇有這種情況他都嚴詞拒絕，犧牲自己保護幹部。他以一個有罪之身為陳雲、陸定一等辯誣，特別是康生和“四人幫”想借“六十一人叛徒案”打倒劉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時任總書記的身份一再為劉證明和辯護（盡管劉在廬山會議和七千人大會上是幫毛整他的）。士窮而節見，他已經窮到身被欺，名被辱，而命難保的程度，卻不變其節，不改其誌。他將列寧的一句話寫在台曆上，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