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八七四年福州船政共完成十五艘輪船，包括十一艘軍艦，左宗棠的計劃，在沈葆楨手上已全部實現。近代中國的造船工業擠入了世界十強，技術水平與西方國家已相當接近，最大的“揚武”號已相當於國際上的二等巡洋艦。
洋為中用，落地生根，開放接納促變革
沈葆楨栽榕時，也許沒有想到他的洋務事業如這榕樹一樣，枝垂氣根，根又生樹，蔚然成林。
榕樹生長於熱帶、亞熱帶，樹形特別龐大。它有一個特殊功能，就是可以從枝上垂下細如毛發的絲絛，密密麻麻如簾如幕。當這細絲飄在空中時有如一團亂麻，隨風來去，看不出有什麼用途。但是，它有點像希臘神話裏的安泰，隻要柔軟的須尖一接到地麵，就見土生根，再難撼動，根又成樹，樹又吐根，就這樣連綿不斷地延展開去，一樹成林。國內最大的榕樹家族有梁啟超的家鄉——廣東興會縣的“小鳥天堂”，一樹成林占地六畝。我見過海南島昌江縣的一棵榕樹成林，占地竟達九畝。福建是盛產榕樹的地方，福州就簡稱榕城。馬尾建廠之時，沈葆楨帶頭植榕，一時閩江口內外鬱鬱蔥蔥，蔚為壯觀。每當沈葆楨坐在船政衙門大堂上辦公，看著窗外日漸繁茂、已覆蓋了山腳海灘的榕樹林時，特別是那些氣根落地又生出的第二代、第三代榕樹時，心裏就有了一些寬慰。
辦廠之初，最缺的是人才。中國從漢到清獨尊儒學，以文章選人立國。好的一麵是禮義廉恥，修煉人的品德；琴棋書畫，修養人的心性。不好的一麵是重文、輕工、輕商，更不研究自然之理。在唯心和自我陶醉中生活，個人自我感覺頂天立地，國家自封為天朝，閉關鎖國。一八六六年左宗棠上書辦船廠，其時上朔兩百年，即一六六六年，牛頓已經發現萬有引力，而中國卻還沒有物理學這個詞；上朔一百年，一七六五年瓦特已發明了蒸汽機，而中國的主要動力還是人力、畜力。在中國的教育體係裏隻有文科，沒有工科。知識體係裏隻有經、史、子、集，沒有自然科學知識。明代劉伯溫有一句名言，“半部論語治天下”，論語裏隻有禮義廉恥，而沒有物理化學。“安於拙、傲以無”，盲人騎瞎馬，在用人類的一半知識來治國，這怎麼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呢？
在這種教育和選官體製中，左宗棠屢試不第，他就憤而不再應試，在家裏自學農桑、水利、地理等有用之學。沈葆楨倒是按科舉製度中了進士，點了瀚林，走入仕途。但是他一與西方人打交道，發現自己簡直就是一個文盲。他痛感一個國家的落後是文化落後，人才落後。現在要造船，牽一發而動全身、動全國，動了老祖宗，首先動到了中國的教育體係，千百年來科舉製培養的秀才、舉人、進士，一個也用不上。他們決定邊辦船廠，邊辦學校。從西方引進造船業像栽下了一棵大榕樹，但這樹如果隻有樹幹，而沒有“氣根”，永遠隻是一棵樹，不能繁衍，不能成林。左宗棠上書說，花上幾百萬兩銀子，隻造出十幾條船，這不是目的。最終是要培養出自己的人才，能造船，會開船。他請辦一座“求是堂藝局”，他要讓洋人給他下仔。一聽這個學校的名字就很有意思，既不是傳統的“書院”，也不是後來叫的“學堂”“大學”。而取名“局”，在“局”中求自然之“是”（規律），學習具體的技藝。“藝”是從傳統的六藝而來，中國還沒有“技術”這個詞彙。它生動地反映了中國教育機構的進化過程，就像一條進化中的美人魚，已有人頭，卻還留著魚身。
沈葆楨決心要在洋務這棵大榕樹上多生下一點氣根，接入中國的土壤，完成由洋到土的轉化。船廠一開辦，他就同時辦了兩所學堂——前學堂與後學堂。前學堂用法文授課，教造船，培養技工；後學堂用英文授課，教駕船，培養海員。沈親自出題，招考最優秀的學生。學校實行最嚴格的“寬進嚴出”製度。每兩個月考試一次，依考分劃為三等。一等賞銀十元。如三次一等，另賞衣料，三次三等則除名。開辦之初共收生三百餘人，隻有一多半的人讀到了畢業。現在看當時的辦學章程，實為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打下的第一根界樁，茲錄如下：
求是堂藝局章程
第一條各子弟到局學習後，每逢端午、中秋給假三日，度歲時於封印日回家，開印日到局。凡遇外國禮拜日，亦下給假。每日晨起、夜眠，聽教習、洋員訓課，不準在外嬉遊，致荒學業；不準侮慢教師，欺淩同學。
第二條各子弟到局後，飲食及患病醫藥之費，均由局中給發。患病較重者，監督驗其病果沉重，送回本家調理，病痊後即行銷假。
第三條各子弟飲食既由藝局供給，仍每名月給銀四兩，俾贍其家，以昭體恤。
第四條開藝局之日起，每三個月考試一次，由教習洋員分別等第。其學有進境考列一等者，賞洋銀十元，二等者無賞無罰，三等者記惰一次，兩次連考三等者戒責，三次連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連考一等者，於照章獎賞外，另賞衣料，以示鼓舞。
第五條子弟入局肄習，總以五年為限。於入局時，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結，限內不得告請長假，下得改習別業，以取專精。
第六條藝局內宜揀派明幹正紳，常川住局，稽察師徒勤惰，亦便剽學藝事，以擴見聞。其委紳等應由總理船政大臣遴選給委。
第七條各子弟學成後，準以水師員弁擢用。惟學習監工、船主等事，非資性穎敏人不能。其有由文職、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職，應準照軍功人員例議獎。
第八條各子弟之學成監造者，學成船主者，即令作監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國監工、船主薪銀數發給，仍特加優擢，以獎異能。
沈葆楨是為了造船才同時培養人才的，無意中他成了中國工科教育和職業教育第一人。中國的第一所工業專科學校，也是中國的第一所職業教育學校誕生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一塊曆史的裏程碑。
過去儒家教育強調義理一麵，遇強敵入侵幻想“忠信為甲胄”，這種唯心論有如義和團“刀槍不入”的魔咒，結果無論疆土還是肉體都被洋炮炸得粉碎，可見唯心論是因為不了解自然科學。沈開辦船政學堂之初，中國的孩子還沒有一點科學基礎。他隻能選品德好、性聰明的少年重新打造。他先以儒家觀點考其品學，為首期考生出的題目是“大孝終生慕父母”，考得第一名的是後來的大思想家嚴複。但學生一入學，就再不要這塊敲門磚，金蟬脫殼，甩掉“子乎者也”，立即鑽進科技書堆中。沈自己也惡補科學。學堂開的課有代數、幾何、物理、微積分、機械，還有船體和蒸汽機製造兩門實習課。他又選十五歲至十八歲，力大、聰明的孩子辦了一個“藝徒班”，這是中國最早的技工學校。他又發現，隻跟著師傅照葫蘆畫瓢學造船還不行，還要能自己畫圖設計，於是又開設了“繪事院”，這又是中國最早的工業設計院。總之，沈葆楨借船政，牽一發而動全身，牽出了近代教育，催生了近代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人才，牽動了曆史，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中國的文化人大致有五個階段。一是古代傳統文化人物，讀經書，過科舉，守儒教；二是近代文化人物，雖出身科舉，但開始吸收西學，從張之洞到梁啟超；三是現代文化人物，上過私塾，但已廢科舉，後又上了西式新學堂，如魯迅、胡適；四是有舊學底子，後又接受馬克思主義，如陳獨秀、毛澤東；五是當代文化人，在新中國成長起來，先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改革開放後又再次學習西方文化。在這個文化傳承的鏈條中，船政學校正當古代文化到近代文化的過渡，是第一類文化人向第二類文化人的橋梁，是一次文化大變革。它培養的人才，填補了從舊式經學到新式實用科技的空缺。而且他們在接觸西方科技的同時，又必然接觸西方的思想文化，於是這批人又成了東西方文化的橋梁。他們中間出了翻譯《天演論》的嚴複，翻譯《茶花女》的林紓，修了中國第一條鐵路的詹天佑，而船校幾乎培養了中國海軍的全部骨幹。
一八七一年，三十餘名船校學生，駕船進行了第一次航海訓練。南至新加坡，北至遼東灣，這是中國近代海軍的第一次遠航。而在二十多年後的甲午海戰中，中方參戰的十二艘艦的艦長（管帶）十四人，有十人是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學。其中四人陣亡，三人戰敗後憤而自殺。美籍曆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一書中說，這是“一校一級之生而對一國”之大戰。辛亥革命後，大總統孫中山即到馬尾視察，他說：“到馬江船政局，乃知從前締造之艱，經營之善，成船之多，足為海軍之根基”。民國時期的海軍軍官，絕大多數都是馬尾船校出身。新中國成立前夕，張愛萍受命初創海軍，他一個一個上門拜訪的海軍宿將，還是馬尾舊人。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接見國民黨海軍起義將領時說：“一八六六年馬尾船政學堂開辦起來，中國算是有了近代海軍、現代海軍。”民國海軍部長薩鎮冰活了九十五歲，見證了三個時代的海軍事業。
在馬尾閩江口，沈葆楨親手栽下的這棵巨榕，綿延海疆八千裏，蔭蔽華夏百餘年。要論其大，遠超興會和海南的大榕。沈公榕的生命力極強，我們在老廠區采訪時，隨便在辦公樓的走廊上、窗戶下，都能看到牆縫裏鑽出的榕樹苗。而院子裏，更是大榕蔽日。福州身為榕城以榕樹為驕傲，現從馬江口到羅星塔頂，建成了一座大型榕樹公園。滿山的榕樹攀山附石，層層疊疊，綠雲壓城。氣根從天而降，密如天幕，有的竟穿透石塊，石上生根，直如弦，挺如柱，它們都是沈公榕的後代。而路旁、草地上的樹下，因地取勢，遍立了嚴複、詹天佑、林紓、鄧世昌等幾十個船政人物的雕像，他們都是沈葆楨的學生。都或坐或立，仰望大海，還在關心著中國的海疆，中國的命運。
最遺憾，未能狠揍日人一棒，曆史隨成糜爛之局一百年
正當沈葆楨全力以赴造船強軍，希冀為病弱的大清帝國快快生肌長肉、補氣壯骨之時，列強也加快了對中國的挑釁蠶食。
與馬尾一水之隔的台灣，曆經荷蘭人侵占、鄭成功收複，後又回歸祖國。島上隻有薄弱的清兵守備，管理鬆散。日本早就對台灣垂涎三尺，日本是一個島國，其傳統文化中的海盜基因、擴張本性難改。無時不在尋機挑釁，總想咬鄰居一口。
一八七一年冬，時屬中國藩國的琉球派六十九人往廣東中山府納貢，返途遇風暴漂至台灣，淹死三人，餘六十六人誤入當地高山族的一支“牡丹社”住地。時高山族還未開化，有殺人取頭之習，多者愈受尊敬，推為酋長。又有五十四人被追殺，餘十二人被知縣保護，送至省城福州。修養一段時間後，送回琉球。此事與日本毫無幹係，一八七三年日派員到華交換通商條約，借機質詢兩年前的殺人之事。中方答：“台、琉二島皆屬我土。殺人之事，裁決在我，與貴國何幹？”但日人已鐵心要侵台，繼續在做文章。一八七四年三月，日照會清政府：“前年冬，我國人漂流其地，被殺戮者數十名，我政府將出師問罪。”這種強找借口，占你一地，甚至滅你一國，向來是帝國主義的本性。就像一條狼對一隻羊說：“你的鄰居吃了我窩邊的一棵草，所以我要吃掉你。”即使沒有借口，它也可以隨便製造一個。一九三七年的蘆溝橋事件，就是日軍假說他在訓練中走失一個士兵，要強入宛平城尋人，接著就開槍開炮，占北京，占華北。
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判斷清政府不敢抵抗，正式宣布組織遠征軍侵台。五月十七日軍三千五百人在台灣南部登陸。清政府反應遲鈍，到五月底才連忙下旨：“沈葆楨著授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接任後提出，一邊辦外交，以理屈敵；一邊“儲利器”積極戰備。要求速購兩艘鐵甲艦，並召回馬尾船廠經年所造的，已在天津、山東、浙江、廣東等沿海服役的各艦備用。又建議速鋪廈門到台灣的海底電纜，以通軍情。他擺出決戰之勢，以震懾日本之野心。隨後沈於六月十九日到達台灣，坐鎮指揮。而這時日軍已控製了台南的地盤。所到之處一如後來侵華時的三光政策，到處奸淫燒殺。日人之本性原本如此，國策以侵略為本，治軍以獸性為綱，育人用武士道精神。我高山族同胞一麵以原始刀矛奮起抵抗，一麵請求沈葆楨保護，願協同官軍一致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