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宋子文在蔣政權裏任外交部長。國民黨政府從成立到垮台幾乎都是在風雨飄搖中，內憂外患，焦頭爛額。弱國無外交，在這樣的時候出任外長，應該說沒有什麼故事，但故事恰恰在他的身上發生了。
一九四五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尾聲，美、英、法三巨頭在雅爾塔開會，決定蘇聯出兵東北，同時默許外蒙古獨立，實際是投入蘇聯的懷抱。國民黨政府大驚，派宋子文帶團赴蘇交涉。斯大林態度蠻橫，絕不讓步。蔣隻得去電指示，以蘇支持國民黨、不支持共產黨等為條件，同意外蒙獨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莫斯科簽字。宋子文認為，日寇未退，外蒙又失，怎麼向國人交代？拒不簽字，並提出辭職。後來這個條約由新接任的外長王世傑代表中國簽字。
弱國無外交，但不一定沒有硬臣。當一國之勢較弱又無法立即扭轉時，吃點虧是沒有辦法的。但至少在外交上要伸張正義，要有人來出來表現一股正氣，以存民族精神的火種。楚雖三戶能亡秦，隻要這口氣在，國失亦可複得。曆史上也有許多弱國強臣的例子，最著名的是藺相如使秦。秦強趙弱，秦王以勢壓人，既想要和氏璧又不給土地，藺就做持璧撞柱狀說：“你不踐約，我人玉俱碎！”秦王無法，藺完璧歸趙。當此時也，席前柱下，已與秦強趙弱無關，隻有正邪之辨、曲直之別和使者的膽量大小、人格高低之分了，這時贏的是一口氣。其他如文天祥使元，曾紀澤使俄莫不如此。外交上有一句話：“不辱使命。”就是不辜負重托，不丟國格。相反，有時強國也有懦臣，雖理在勢在，還是要奴顏婢膝。儒家修養中有一句話：達則兼顧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個“獨善其身”不是保官、保命、保妻子、保既得利益，而是保住人格的底線。宋子文在外長任上沒有簽這個條約，雖沒有保住疆土，但保住了正氣，保住了外交的麵子。當然，形格勢禁，作為弱國總得有人去低頭來簽字。但讓別人去簽好了，我這個外長不能簽，而且立即就辭，羞於留任其職。相信他做出這個決定是仔細權衡過的，辭去外長是件大事，這一要冒輿論壓力，二要得罪蔣和政府，三要丟了飯碗。但這對個人來說是一種守節，對國家來說也是一種對外的抗議。高官、厚祿、大權，苟非吾意之所合，一刻而不留。雖然，宋子文完全可以不這樣做，他已盡了力，又是受命而為，不辭職也沒有人指責，但是他良心上過不去。
在民國精神中有一個亮點，就是人格精神的獨立，不合我意就辭職而去。這在此前的封建社會不多，君臣綱紀甚嚴，還沒有這個氛圍；在之後的新中國也不多，先是無限服從，馴服工具；後又跑官保官，保既得利益。民國正當舊專製之打破，如“文革”之新專製還未成，大局雖亂，精英層的人格精神卻還頗有幾分靚麗。一九二九年，劉文典任安徽大學校長，恰逢學潮，蔣介石召見卻不讓座，問：“你是劉文典麼？”劉怒：“‘文典’是長輩叫的，不是哪個都有資格叫的！”蔣拍桌子道：“無恥文人！你慫恿赤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大喊：“寧以義死！不苟且生！”欲向蔣介石撞去，幸被侍衛擋住。那時，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一言不合便辭職而去是平常事。本來，人一落地就有了生命，以後為了生活又謀一份職業，對官員來說這就是政治生命，一個官原來有兩條“命”！但是人在官場身不由己，矛盾複雜，諸事紛繁，常逆我心。為表明心跡，到關鍵時刻除申明立場，據理力爭外，有兩個極端之法：一是辭職，自絕政治生命；二是自殺，寧死不從。一不要官，二不要命，還我清白，守住人格。“文化大革命”中自殺的多，辭職的卻沒有。因為政治生命這張牌早被人收走，你連以職相拚、相抵的資本也沒有了，隻剩下以死明誌。劉少奇在被鬥之初就提出帶著家人回湖南或延安種地，但不得批準。政治猛於虎，宦海難自主。一個人，當你能自由表達意見時你不表達，就被綁上了戰車；當你還能辭職跳車時你不跳，就被緊緊挾裹；當你連自殺的可能都沒有時，就隻有任人折磨了。
本來，這做官與做人說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當官職之事符合自己的做人標準時就做官，這時官是實現人格精神的道具，做人做官是一回事；當官職之事有礙個人的做人底線時就去官辭職，保持人格獨立，這時做人與做官就是兩回事。而人格精神總是超時空的，它會大大超越官職這個道具，而永留史冊，任人評說。宋子文是曾跟著蔣政權反共反人民的，也曾留下罵名，但他絕不賣國，一事不合就憤而辭職，不保官求榮，隻這一點就振聾發聵，足可存於青史了。試看現在的官員，雖然嘴上常發著牢騷，可有哪一個肯辭職明誌？當然也有“辭職”的，但多是因貪汙、失職的“被辭職”，真正堅守自己的做人操守，有思想而主動辭職的鮮有所聞。可見官風日下，獨立人格精神之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