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曾經在《哲學動態》上發表文章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偽同一性”的問題。[1]當時，我主要是從盧卡奇思想發展道路的複雜性入手，說明了同一個盧卡奇在不同時期寫下的異質性文本，以反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中的偽同一性。然而，這個觀點到現在都仍然沒有被學界所普遍關注。最近，我在關於海德格爾哲學的研究中更深地體會到了這一見解的重要性。[2]在此，再談一些想法與學界共思。
我想先從自己2001年出版的那本關於阿多諾哲學研究的論著[3]說起。在對阿多諾哲學思想的研究中，我發現阿多諾在其晚期的哲學思想發展中，已經出現了一種與他早期哲學思考方式截然不同的思想風格。自從20世紀40年代他與霍克海默寫下《啟蒙辯證法》一書以後，阿多諾的思想就開始發生一種重要的異質性改變，即徹底否定總體性邏輯，反對同一性的理性暴力。在文本寫作方式上，我們也可以直接看到這種變化。實際上，他是在尼采、海德格爾之後，非常自覺地拒斥從希臘開始的理性主義的思考話語，拒斥邏各斯中心主義，拒斥思考過程按照一個完整的、按部就班地從第一個環節過渡到最後一個環節的邏輯流轉。因此，阿多諾在寫《否定的辯證法》《美學理論》等著作時，已經不是在寫作文本，而是在用構境論的方式建構文本。
這聽起來似乎很難懂，我具體解釋一下。按照我的推測，《否定的辯證法》一書應該有兩稿：阿多諾的第一稿，實際上是與我們通常的學術論文一樣有頭有尾，每一部分有章節，章節裏有要點，思路非常清晰。但在這一文本的第二稿裏，他把所有的邏輯構架都打碎了，所以在德文原文中這個文本是不分段落的，從頭到尾，相互之間沒有直接的理性邏輯連接關係。所謂理性邏輯連接，就是指概念與概念之間，一個觀點與另一個觀點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必然關聯性。比如，在黑格爾的《邏輯學》那裏，質→量→度，從度再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每一個環節之間都有相互的鏈接，我們就說這是理性的邏輯話語。當阿多諾拒斥所謂的同一性邏輯的時候，在表述方式上，他就完全炸碎了理性的表述。所以他不分段落，而且在表述與表述之間刻意取消邏輯關聯，對一個問題的討論可以隨意跳躍到另一個問題上。另一方麵，在《最低的道德限度》一類的文本中，阿多諾幹脆采用了帕斯卡、尼采後期的語言風格，即整本書幾乎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理論文本，而是碎片式的思想的拚裝。就像後現代的朦朧詩，如果你要在朦朧詩裏找尋現代理性的邏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語句之間是斷裂的。實際上，阿多諾是想通過這種話語方式表現一種反抗。反抗什麼？反抗幾千年來在整個思想過程當中把所有思想變成同一的、同質性的理性邏輯構成。當時，我在做阿多諾研究時就受到了這種表達方式的衝擊。
所以，從《無調式的辯證想象》這本書開始，我已經在刻意生成一種特殊的非同一性的文本寫作風格。當時，我主要是有感於國內學術界在文本解讀性研究過程中，常常混淆了被解讀者原來的思想和解讀者自己的理解和闡發的邊界。在這本書裏，我第一次使用文本構境寫作中的差異體字建構解讀性文本。例如，我在同一文本中使用楷體字和宋體字的差別是：宋體字是按照被解讀對象的思路所做的描述性語境，即我眼中的文本對象說了什麼；而楷體字則是專門標識我離開文本語境所做的議論。楷體字標出的內容通常是發散性的思考，包括一部分相關的他人文本的互文性織入。此外，如果有大段的關於背景性的引述，我會以獨立的大方框來標記離文本語境較遠的背景描述。這樣，我在解讀性文本的寫作中就實現了一個重要的區分：人們不能把解釋者自己的理解混同於作品的“原初語境”。有趣的是，很多人不能理解這種構境論意義上的文本差異體字的使用，包括我們的編輯們。我會時常得到雜誌社的告知，如“我們雜誌不能保留差異體字”。可是如果去除了差異體字，我的整個構境式的文本就都被打散了，人們甚至會讀不通上下文，這就再次構成了一個文本被同質化的悲劇。
其實，在我們麵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時候，首先應該注意的就是這種異質性的思考過程。我覺得，這個問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一直沒有被高度重視。如果想真正科學地進入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經典文本群，最重要的思考前提就是消除同質性思維。我曾經指認過，一些學者受到斯大林教條主義的影響，在進入研究領域之前就事先假設了馬克思、恩格斯所有文本語段都是真理，列寧的所有語段也都是真理，於是，在經典文本的研究中會從全集第一卷的第一段話同質性地引述到全集終卷的最後一段。直到現在，這種模式仍然是普遍存在的。我認為，今天在做馬克思、列寧的研究，在進入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過程中，第一個要貫徹的原則就是，拒斥同質性思維。
我可以舉一個西方哲學文本研究的例子。近期，我一直在看海德格爾在世時精選的他認為最重要的學術文集，即《路標》[4]。《路標》實際上是在1949年出了第一版，但在1954年的第二版之後，收入了海德格爾本人在看校樣的過程中加注的大量邊注。然而，這些邊注都是無時間的，它們是沒有任何確定時間的邊注。我發現，海德格爾在邊注中的哲學話語與1949年選編的文集裏的文本思想內容有根本性的不同。不要說我一個外行存在一個能否進入的問題，就是西方哲學的研究者進入的時候同樣會是無解的。海德格爾在邊注當中使用了一係列全新的話語，所有的概念都和原來的不一樣了，討論的語境也不一樣。如果我們把海德格爾的這一文本正文與邊注作為一個同質性的東西來理解，一定是有問題的。
我們再來看盧卡奇。當年，在寫《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5]的時候，我也注意到國內不少學者都將盧卡奇假設為一個同質性的思想家。所以，一些做美學的研究者在寫關於盧卡奇的美學著作的時候，會從《心靈與形式》一直引到他晚年的《社會存在本體論》。在他們那裏，同樣存在著一種同質性的邏輯，盧卡奇在不同時期寫下的文本的異質性被完全抹煞了。所以在《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中，我非常明確地講了一個問題，即盧卡奇思想發展的“之”字形路線。實際上，在1923年以前，青年盧卡奇已經通過《小說理論》《心靈與形式》等論著成為德國當時非常著名的青年美學家和文學理論家。但是，那時候他的思想根基實際上是馬克斯·韋伯、齊美爾。他還受過其他一些詩性思想家的影響，如狄爾泰等生命哲學的重要啟迪。我們可以準確地說，青年盧卡奇的這一部分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思想，其中並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和成分，這是他的思想起點的第一個部分。
20世紀20年代中期，青年盧卡奇已經開始較多地介入到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中，他成為一個非常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那時候，歐洲革命實際上已經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十月革命宣傳的是俄國激進的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精神，我們看到，在早先的基本實踐上，青年盧卡奇是非常冒進的。這裏有一樁公案，列寧曾撰文批評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在其中罵的一個主要人物就是盧卡奇。當時，列寧稱盧卡奇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6]。
實際上，在1919年以後，青年盧卡奇為了總結革命實踐和自己的思想認識，寫了一係列論文，形成了我們熟悉的《曆史與階級意識》[7]這本著作。在這本書中，盧卡奇自己說，這是他從一個資產階級文學理論家走向馬克思主義道路的產物。按照我的理解，青年盧卡奇的思想發展實際上包括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1919年以前的思想，第二階段就是1919年至1922年寫作《曆史與階級意識》的階段。準確來說，能夠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僅有這一本書。到了20世紀30年代，盧卡奇直接受到蘇俄的影響，30年代中後期他大量的時間是在蘇聯度過的。而且，在那裏他直接遭遇了青年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從那以後，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盧卡奇始終是一位斯大林主義教條框架中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他思想曆程的第三階段。這期間，他發表了大量的著作，寫得最好的是《青年黑格爾》[8]。整個蘇聯東歐思想界是以蘇共“二十大”為分界線的，這以後，東歐的思想界出現了一些鬆動。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東歐出現了一些思想風波，盧卡奇的思想也開始發生比較大的變化，當然，這個變化並不是重新回到西方馬克思主義。有趣的是，他在20世紀20年代寫作的《曆史與階級意識》被奉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聖經，但在後來的大半輩子裏，他是在為這本書做檢討中度過的。即便是在晚年，他也並沒有完全回到《曆史與階級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