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期的南唐李後主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他都算是一個一流的詞人，對詞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寫詞並不能幫他治理好國家，隻能使他的國家一天天地腐敗下去。當北宋的軍隊打入都城的時候，他仍在吟酒賦詩，這些情意纏綿、悱惻傷感的詩隻能感動才子佳人，卻嚇不退百萬大軍，於是，他最終做了俘虜。真是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這位亡國之君，用傷感的筆調寫出了他的亡國經曆，從而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繼往開來的大詞人，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詩詞不僅使國家滅亡，據說連他自己也因此遭害。李煜的江山是繼文祖之業而來的，他工詞、善律、精於書畫，但唯獨對處理政事不感興趣，對日漸強大的北宋政權處處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幾年後滅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離開自己的都城時，李後主有一首詞寫道：“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後來，宋朝的大文學家蘇東坡評論說：國破家亡之後，李後主應該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丟掉了祖宗創下的基業，應到宗廟前痛哭，並向百姓謝罪。但是他根本沒有這麼做，而是去聽教坊樂手演奏的《別離歌》，惋惜自己再也沒有機會與宮娥彩女尋歡作樂了。有這樣的國君，南唐不亡才怪呢！
不過，蘇軾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藝術家了。當代一位偉人在勸誡一位名士的時候也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其實，世上是本無“放眼”、“風物”的名士和發“牢騷”的政治家的；發“牢騷”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風物”才是政治家的氣度。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典】
藝術家皇帝雖然不能治理好國家，但卻很好侍奉，隻要摸準了他的脾氣，比起政治家皇帝來，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國曆史上，這一類的事例極多，宋徽宗時期的童貫，就應當算作是一個典型。童貫在太監中是個很特殊的人物，他雖是太監，但卻沒有一點太監的模樣。據說他身軀高大，聲如洪鍾，而且“其勁如鐵”，不知怎麼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還長出了幾根胡子。有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極容易討到妃子、宮女的歡心，再加上童貫生性豪爽，不惜財物去結納眾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計較小是小非，所以，宮廷內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歡他，他贏得了“良好的人際關係”。
童貫善於察言觀色、拍馬奉迎的本領直到宋徽宗即位後才發揮得得心應手，他瞅準機會，一拍即準，終於在徽宗時期發了跡。他主持樞密院，掌握兵權近二十年，他與宰相蔡京互為表裏，狼狽為奸，權勢之大，其實還在宰相之上。由於蔡京是男人，稱為公相；因為童貫是閹人，所以人們稱他為“媼（母）相”。
宋徽宗趙佶即位之後，覺得天下再也無人能夠“壓抑他的藝術才華”了，就派遣童貫去搜羅天下名畫，以供他觀賞摹畫。當時，書畫藝術最為發達的地區是在東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蘇杭一帶，於是，童貫就來到了杭州。童貫去辦這趟差使，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知道宋徽宗酷愛書畫藝術，隻要能投其所好，肯定會受到寵信。童貫不愧是富有經驗而又深諳人情世態的官場老手，他的分析是極有道理的，藝術家往往不顧其他理性因素，隻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於腦後了。童貫在蘇杭一帶把先朝名畫和時人傑作源源不斷地送到宋徽宗的麵前，徽宗在大飽眼福之後，對這位使者的盡心盡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貫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個奸詐狡猾的投機分子，在宋神宗時，他投機於變法派，後來，司馬光當權，罷除新法，當時知開封府的蔡京又積極響應司馬光，迅速廢除了新法，由此獲得了司馬光的賞識。在紹聖年間，哲宗又恢複新法，新黨上台得勢，蔡京就又積極支持新法。這條行為無一定之軌的政治“變色龍”終於在徽宗剛剛即位時被向太後趕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貫此次來到杭州，便與蔡京交結起來，沒想到竟是一見如故，十分投機，童貫就想借此機會薦舉蔡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