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這時候是最自由的；他脫盡了他家庭的傳襲的主見。他隨意的寫詩，隨意的毀了它；因他這時的詩大概都不是在紙上而是在石板上寫的；他不是為了博朋友的悅樂而寫詩，乃是如閑雲之舒卷，流水之淙淙，完全為他自己的快樂而寫的。他在《我的回憶》裏曾說，“石板似乎對我說道，‘不要怕，寫你自己所喜歡寫的，擦一下，就可以都拭去了。’我如此的寫了一二首詩，毫不拘束，我覺得極愉快。我心裏在說道，‘我所寫的東西，終於成了我自己的了!’”在別一個地方他又有一段話提到這時的情況：
“在我做詩人的曆史中，這個時期最使我留戀。從藝術方麵看起來，《桑底亞·桑吉特》(Sandhya Sangit)也許沒有什麼特殊的價值，因為這一集裏的詩都是未成熟的。它的文字與思想及韻律，都不能表白得確當。它的最好的功績乃在能表現我的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思想。所以雖然在批評家看來毫沒有價值，而在我看來，那快樂的價值卻是無限量的。”
在詩的內容以外，泰戈爾這些情詩的韻律與風格也受了當時批評家的不少的攻擊。他們以為泰戈爾的詩，把彭加爾固有的格律破壞了。但這種論調，現在也已銷聲匿影了。泰戈爾對於彭加爾文字之所以有大功，即在於他之引用了許多新的優美的韻律與新的活潑的形式。現在的許多彭加爾的少年詩人，差不多都是受了他的感動，而努力去模仿他的作風的。
泰戈爾很早的就成了一個著名的戲劇家。他家裏的文藝空氣很濃厚。他論著完了一本劇本，即可在家裏聚了幾個同嗜好的人把它實演起來。他自己也參與在他所著的劇中，當其中的人物之一。他最初在十四歲時，即已著了一部歌劇，名《巴爾米基·柏拉底瓦》(Palmiki Prativa)。此後繼續做了許多這一類的劇本。他們自己著作，他們自己歌唱，他們自己演做。在這種的快樂空氣中，他度過了他的二十歲。有些戲劇批評家說，如果泰戈爾願意到舞台上去，他一定可以成一個彭加爾的最偉大的伶人。
他從英國被他父親叫回來後，許多人都以為他不能在英國學法律，是很可惜的事，都叫他父親再送他到英國去。這個第二度的遠行，果然不久便實現了。與他同行的是他家裏的一個親戚。但他們走到中途，又因事折回了。法律的神似乎阻止他入門。
當他受批評家的種種攻擊時，他得了一個很重要的朋友，使他鼓勵起精神，不顧一切，邁步向前走去，在詩國中成就了許多偉大的高尚的功績。這個人就是彭加爾最偉大的小說家卻脫柏西亞(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s)。他們第一次的遇見，在一個政治家，曆史家與小說家杜特(RomeshChandra Dutt)家裏的結婚宴會裏。杜特為要向彭加爾最偉大的作家致他的敬意，特以一個花圈套在卻脫柏西亞的頸上。卻脫柏西亞立刻把這花圈從自己頸上脫下，把它放在泰戈爾的頸上，說道，“這個花圈應該給他——你沒有讀過他的《桑底亞·桑吉特》麼?”杜特道，“沒有讀過。”於是卻脫柏西亞便舉出這詩集裏的許多好詩，極端的讚頌它們。這樣的出於意外的榮遇，使泰戈爾眼中滿含著快樂的感激的淚。他忘了所有從平庸的批評家那裏受到的苦痛，認識了他自己的天才與地位。卻脫柏西亞的這個榮典，對於泰戈爾實比諾貝爾獎金(Nobel Prize)更光耀萬倍。泰戈爾的少年期，雖曾如上所述，沉浸於肉感之中，高歌著戀情的調子，但他的精神的靈的感覺，究未完全在他心上拭去；他的心還時時的受這兩個潮流的衝擊。即在他受肉的感官的誘惑最甚的時候，靈的光明仍然還熠熠的在他心頭裏照耀著。
這兩個肉的與靈的潮流的衝突的經過，在他的長詩《愛人在夜與在早晨時》裏能夠充分的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