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幫助了他父親做了許多關於社會，宗教及政治的改革的工作。他對於用教育來提高印度婦人的地位的事業，尤為注意。他絕對不相信婦人的劣等說。他表同情於孔德(Comte)的話：“無論男或女性，都有其他一性所無的東西，每一性補足其他一性，也受其他一性的補足；他們沒有相同之處，兩性的幸福與完美即在於此性要求或領受彼性所僅能給與的東西。”
在近代女權運動未發生之前，他已有一種公平的主張。他雖然不大相信婦女參政；但他卻以為：如果男子在政治上能盡他們的責任，女子即完全沒有選舉權也不要緊。但是當男子不能實行他們的義務，不能正當的統治時，則女子出來要求選舉權實是公平的舉動。在二十幾年以前，他有一封信，講述他的婦人論甚詳：
我想了一會之後，得到一個結論：在男子的生活裏沒有那為婦人生活的特質的充實。婦人的言語，衣服，態度，與責任，都是一種統一的繼續。這個主要的原因，乃在於許多年代以來的自然，已經決定她們的活動的範圍。這些時候內，在文明的理想上，並沒有什麼變遷，革命，或轉移，足以引導婦人離開她們的繼續的路的。她們所有的事是工作，戀愛，安慰，再沒有別的事了。這些功用的技能與美麗，愉妙的混在她們的形體，她們的言語及她們的舉止上。她們的活動的範圍，和她們的天性已互相合在一起，如花朵及它的芬香一樣。所以充溢於她們之中的隻有和諧。
男子的生活便有許多不安定的地方了。他們經曆各種的變遷與工作的過程的記號，是很顯著的印在他們的形體與天性上的。前額的異常突起，鼻部的醜異的聳出，頷骨的不美的發達，在男子是很普通的，在婦人則不然。如果男子這許多年代以來，都沿了一條路走去，如果他被訓練去做同一的工作，那麼,男子便會有一個範式發生了，他的天性與工作，也會包籠在和諧之中了。在那種情形裏，他們便不會去這樣辛苦的思想著，奮鬥著以完成他們的責任了。各種事件都會非常平順而美麗的做去了。於是他們便發達了一種天性，他們的心靈也不會以最少可能的激怒，而即飄遊開責任的路了。
“自然母親鑄造婦人於一個範式裏。男人則沒有這種原始的束縛，所以他不向一個中心觀念而發展他的充實。他的歧異的不馴的熱欲與情緒，站在他的和諧的發展的路上。韻律的束縛是詩歌的美的原因，同樣的，定律的音韻的束縛也是婦人的所有的充實與美麗的原因。男子像不聯絡的怪異的散文一樣，毫不和諧，毫不美麗。那便是詩人常以歌聲，詩，花與河水來比婦人的原因；他們永不會想到以這些東西來比男子。婦人如自然界裏的最美麗的東西一樣，是聯合的，是平均發展的……是受美好的束縛的。沒有懷疑，沒有相違的思想，沒有專門的辯難，能夠破壞一個婦人的有韻律的生活。婦人是完善的。”
東方與西方的婦人的地位的高低，是常引起辯論的一個題目。基督教裏的人不明白印度社會組織的精神，他們以為印度婦人的命運是很悲慘的。印度的守舊者，則毫不明了印度以外的世界的情形，以為印度婦人的生活是極幸福的。但是泰戈爾則不然，他對於兩種社會的情形都很熱悉，他看出兩方的婦人都有好處與壞處。惟有施以適當的教育，才能矯正那些壞處而發展那些好處。他以為歐洲文明的進步，適足陷婦人於日益不幸的地位。男子受生活的壓迫，都不願意有家庭的負擔，孩子一長成，便也立刻離開他母親不一反顧。所以西方的婦人，不得不違反他們的天性，到社會裏去求工作，求生存。泰戈爾以為這個社會和諧的破裂即歐洲婦人所以要求男女平權的主因。婦人既不欲在家庭，於是歐洲的家庭便漸漸的消滅，而旅館則日見其增加。男子以馬，以狗，以槍，以煙管，以遊蕩為娛樂，所有他們工作的錢，都耗在自己身上，而婦人的和諧生活，漸漸的被其破壞，她們對於這種生活環境的變遷，顯然的還未十分習慣。其結果則為不安與艱苦。至於印度婦人則不然。她們使印度的家庭微笑著溫柔，甜蜜與愛情。男子和治家的女子，住在一起覺得快樂，女子們也永不曾訴過苦。英國人在理想中，以為印度婦人是極苦的。泰戈爾以為這種思想正如水中的魚類，以人類在陸地上的生活為不好，而欲發慈悲之心，引人類到海的深處去。英國人看見印度人的樸質生活，看見他們的小屋，他們的粗木的器具，油的土燈，繩結的床，棕葉的扇子，總悲憫他們的生活，總以為印度的婦人是男子的奴隸。然而在實際上，印度的男子與婦人的生活是一模一樣的。他們雖沒有沙發，沒有美麗的舒適的家具，但他們卻相信著。他們喜歡愛情與家庭生活較甚於一切物質上的享樂。至於西歐的人，則喜歡生活的快樂與家具，似乎較家庭與愛情為尤重。
他的關於女性的哲學，在他的詩劇《齊德拉》(Chitra)裏發揮得很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