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又從夾縫中產生了一類特殊的人物。他們大多賦錦繡之才而抱濟世之誌，但出於強烈的民族意識，深切感受到清王朝的黑暗，加之因個人仕途坎坷，陷入無所作為的境地，這就使他們或混跡民間，或托身寺廟，經常處於無法擺脫的精神苦悶之中。由於當時文禁森嚴，所以他們隻能將不滿現實的滿腹牢騷曲折地寄托在筆墨之外，創造了帶有政治批判色彩的“狂怪”的文藝作品。
總之，戰士、劊子手、奴才、市儈、狂生、理學家、考據迷等等五顏六色的人物組成了“康乾盛世”的社會眾生相，鬧哄哄、亂糟糟地交織著，創造了清初的文明。
說到當時的文明，最為人所稱道的莫過於揚州地區了，那兒真正是“人文鼎盛”之地。清王朝由東北入主中原的幾十年間，由於封建專製國家機器的強化，由於清廷在武力鎮壓農民起義的同時采取了一係列緩和政策，遭到嚴重破壞的社會生產力已經得到恢複，以商業和手工業為中心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城市經濟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同時，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有了日益頻繁的通商活動。揚州就是得風氣之先的地區之一。
揚州地處大運河與長江彙合處，曆來是南北交通的樞紐，隋唐以來，“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9]。當時諺稱“揚一益二”，意思是說，全國之盛當推揚州為第一，益州（成都）為第二。清初的揚州，既有大運河航運之便，又是全國最大的鹽業集散地，經濟十分繁榮。雍、乾年間，全國鹽務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兩淮鹽運使衙門就設於揚州。鹽商官紳競相豪華，在這裏建造了許多優美精巧的園林。特別是乾隆六次南巡都在揚州停留，更刺激了揚州的繁華。其時揚州手工業發達，核刻、玉刻、瓷刻、木刻、竹刻、漆刻、牙刻、磚刻名目繁多，還盛產各種工藝品。現在陳列於故宮珍寶館的最大的玉雕《大禹治水》，就是由清代揚州的玉工審材度勢、精心雕製而成的。這種新興的商業經濟的繁榮，必然促使市民對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尤其對於文化方麵，他們不滿足於過去陳陳相因的“正宗”的那一套，而要求一種較生動活潑的精神享受。另外，鹽商富賈生活上窮奢極侈，廣築園林，他們或為了美化環境，或出於附庸風雅，而提倡書畫，醉心戲曲，這樣，藝術也就成了商品之一。孔尚任曾比喻說：“廣陵為天下之大逆旅，凡懷方抱藝者莫不寄寓廣陵，蓋如百工之居肆焉。”[10]一些藝術家從各地來到瘦西湖畔，鬻字賣畫，發展了自己的藝術。如金農為鹽商的座上客，黃慎從福建到揚州“資畫以養母”，等等。這樣，就造成了揚州“人文鼎盛”的局麵。江都人薛壽在《學詁齋文集》卷下《讀〈畫舫錄〉書後》中曾自豪地說：
吾鄉素稱沃壤。國朝以來，翠華六幸。江淮繁富，為天下冠。士有負宏才碩學者，不遠千裏百裏，往來於其間。巨商大族，每以賓客爭至為寵榮。兼有師儒之愛才，提倡風雅。以故人文彙萃，甲於他郡。
的確，乾隆時代揚州的經學是舉世無雙的。這不僅僅因為明星並出，如焦循的研究《易經》，黃承吉的研究文字，王念孫父子的研究訓詁，阮元的研究名物製度，汪中的辨明學術源流，都是前無古人，自創新說；而且因為以前的、其他地區的經學研究流於煩瑣，失掉了十七世紀學術思想恢宏活潑的氣象，揚州學者能一破晦澀沉悶的局麵，大膽對倫理方麵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繼皖學戴震之後，給宋明唯心主義的理學以嚴厲的批判。
文藝方麵，如果要說起康、雍、乾時期與揚州有關的人物，將是一份很長的名單。詩人王士禛、戲劇家洪昇、孔尚任，小說家吳敬梓、沈複等都曾流連維揚，詩酒酬酢。吳敬梓甚至死前幾天與友人酣飲大醉時，還高誦唐張祜的“人生隻合揚州死”的詩句。程晉芳在《哭敏軒》中雲“生耽白下殘煙景，死戀揚州好墓田”，就是指此事而言。揚州地區的文士如詩人吳嘉紀、史學家談遷等也是卓犖可觀，一時之雄。清初，大畫家石濤和尚多次來到揚州，從康熙三十二年（1693）起就定居揚州，不懈地進行創作，許多爐火純青之作都是在這裏完成的。
康熙五十七年（1718）石濤在揚州病逝，葬於蜀岡平山堂後。石濤的畫意境蒼莽，筆墨恣肆，在奇險中有秀潤之氣，一反仿古舊習。有人說：石濤不到揚州，就無揚州畫派。這是不無道理的。“揚州八怪”[11]正是繼承了石濤以及白陽（陳淳）、青藤（徐渭）的傳統，大膽突破了當時形式主義畫風的束縛，通過詩、書、畫、印的巧妙結合，來抒發思想感情，追求個性解放，表現出強烈的叛逆性，具有清傲的風骨美。
鄭板橋就生長在這樣的時代，生長在這樣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