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動天地，百族相綢繆；天地不能言，聖賢為嚨喉。
——《偶然作》
愈到老年，鄭板橋愈是經常陷入藝術的沉思，他的藝術觀點也愈來愈鮮明。
鄭板橋生活的康、雍、乾時期是清王朝的“全盛時期”。通過對各族人民，尤其是對漢族人民的血腥鎮壓，清政府統治較穩定了，從而經濟日趨繁榮，社會日漸安定。與此同時，對於知識分子，清統治者采取麻醉與鎮壓相結合，在“博學鴻詞”科的招牌下，大興史無前例的文字獄。總之，所謂“康乾盛世”，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並沒有緩和下來，隻是被一些虛假現象暫時掩蓋著罷了。相反，封建社會本身所不可克服的許多弊病正越來越充分地暴露出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即將走到它的盡頭了。
在這樣一個封建社會的“回光返照”時期，中國知識界的反映是很消極的。一方麵，統治階級誘脅“藝文之士”為他們粉飾太平；另一方麵，知識分子也要求全身遠禍。於是，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淪為統治者的幫凶鷹犬，有些人成為了當權者的學舌鸚鵡；大部分人或醉心科舉製藝，埋頭故紙；或沉湎金石考據，逃避現實。詩壇上，王士禛、沈德潛論詩標“神韻”“格調”，創作求“超脫”“擬古”，形成日益脫離現實內容的形式主義詩風。書壇上，“館閣”流行，呆板臃腫，毫無生氣。畫壇上，北方有“四王吳惲”，南方有“金陵八家”，他們以黃公望為遠祖，以董其昌為近宗，模古襲古，形成了“人人大癡，個個一峰”的僵化局麵。
鄭板橋才識過人，詩書畫三絕，對於當時文藝界的狀況，他是頗感不滿的。他的同鄉、朋友杭世駿任翰林編修時，板橋寫信說：
君由鴻博，地處清華，當如歐陽永叔在翰苑時，一洗文章浮靡積習，慎勿因循苟且，隨聲附和，以投時好也。數載相知，於朋友有責善之道，勿以冒瀆為罪，是所冀於同調者。
信中勸杭世駿利用所處地位，學習歐陽修發起一個詩文革新運動。據此可以推測，板橋是有較鮮明的藝術觀點的。可惜他沒有專文論述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見解大多在家書、書畫之中，加以闡述，精辟簡潔，意義深遠。以下試對鄭板橋的文藝思想勾勒粗略的輪廓，以期引起更多的注意和深入的研討。
“用以慰天下之勞人”
鄭板橋是自覺地注意作品的人民性的，關心民生疾苦是他創作的主旨。他曾在《印跋》中說：“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安享人也。”按《詩·小雅·巷陌》：“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勞人指下層民眾，既包括失意的知識分子，也包括農夫、商販。板橋主張著書論文一定要關心民生，他在《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中對王摩詰、趙子昂輩直言批評：“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著民間痛癢？”這是一般的士大夫所不可能有的思想。這個思想的形成，是與板橋的出身、教養、經曆分不開的。
板橋出自沒落地主家庭，從小就過著窮困的生活。從幼年到少年，他受到乳母費氏的教養、熏陶，勞動人民善良、忠厚、純真、質樸的優秀品質對他的思想形成影響是很大的。步入仕途後，他在山東做了十二年的七品縣令，了解到民間的疾苦，災荒年頭又親見災民慘狀。最後終因為饑民請賑，頂撞大吏，罷官回鄉。在板橋的世界觀中有很鮮明的重農思想，關於這一點，本書在前麵已詳細敘述。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思想，正是“用以慰天下之勞人”的創作目的的基礎。
板橋創作的人民性，表現是多方麵的。他是位著名畫家，“終日寫字作畫，不得休息”，但卻不肯為權貴富豪作畫，“豪貴家雖踵門請乞，寸箋尺幅，末易得也”[88]。他的詩文重視反映人民生活的題材，如《姑惡》《孤兒行》《後孤兒行》通過描寫小媳婦和孤兒的非人遭遇，揭露了封建宗法製度的罪惡。《悍吏》《私刑惡》《逃荒行》《還家行》展示了農民的悲慘生活圖卷，指出貪官汙吏的虐民害物是人民受苦的根源。《範縣詩》則用通俗、清新的語言，反映了農民男婚女嫁、春種秋收的淳樸的生活。這些詩作都愛憎分明、感情真摯，毫無矯揉造作之態。他更把詩、書、畫統一起來，“慰天下之勞人”。如濰縣大災之年，板橋畫了《風竹圖》，題詩雲“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板橋詩畫作品的人民性正是“板橋體”的精髓，也是揚州八怪中其他七位不能與之頡頏之處。
因為在板橋心中，人民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他時常注意維護人民的利益。《思歸行》描繪了山東大災中畜盡人亡的慘象，然後筆鋒一轉，挑開了最高統治者假仁假義的麵紗：“何以未賑前，不能為周防？何以既賑後，不能使樂康？何以方賑時，冒濫兼遺忘？”一字一句，飽含熱淚，為民請命，義正詞嚴。不僅對“吾君”，對朋友也是如此。乾隆二年春夏間，高郵知州傅椿駕舟至興化訪板橋，板橋稱頌傅在乾隆元年救災中的貢獻，說傅“生死同民命，崎嶇犯世嫌”[89]；乾隆二十年，兩淮鹽運使盧見曾主持虹橋修禊，板橋勉勵盧“關心民瘼尤堪慰，麥隴青蔥入望中”[90]，把對人民的好壞視為評價人物的標準。不僅對“吾君”和朋友如此，就是對自己，板橋也常常反省：“看眼前何限賢勞輩，空日費，官倉米”[91]，“慚愧村愚百姓心”[92]。這些作品和議論都表示了對人民利益的維護和尊重。
為了使自己的藝術實踐更好地貫徹“用以慰天下之勞人”的創作目的，板橋在藝術形式上也大膽接近群眾。這一點在詩詞創作上很明顯。他的詩詞明白如話，很少用典，有時以俗事俗語入詩，並且有意識地運用民間流行的道情、竹枝詞等藝術形式，刻畫社會下層人民的思想風貌。
當然，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鄭板橋隻是以一個善良、正直的下層官吏的身份對人民大眾滿懷同情，他不可能在立場上和人民一致。所以“用以慰天下之勞人”和今天我們提出的“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是根本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