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人類的生命是從海那裏“走”出來的，所以人們對海的感情超越了萬物。然而一次次的滄海桑田之後，一次次的人類自身“文明”之後，許多人離大海越來越遠，於是漸漸對海開始陌生，開始不識，甚至不知海是何樣。
海到底是什麼樣的？現在的人不用到有海的地方，就可以通過各種傳媒新技術知道海的樣子，然而沒有真正到過海邊的人所了解的“海”絕對不是真正的海……
所有第一次見到真正的海的人，都可能會有發瘋般的興奮和難以抑製的驚恐之感，因為海之大，海之寬，海之壯觀，海之奇妙，海之夢幻，海與地“接吻”時的那種驚天動地、攝人心魄或纏綿難舍，以及海與天融為一體時那般或絢麗奪目、廝磨雄渾，或霞光似火、落日如血的絕美……
走到海邊的人，都想去撫摸一下海——用手或腳，去輕輕地碰一下那些拍岸而起的浪濤，去追逐那些爬沙而行的卷波，或者用有些鹹涼的海水拂一下臉頰……這大概是初識海者常有的動作，之後，這些初識大海的人就會有進一步的欲望：讓自己的肉體去與大海融為一體，去親切擁抱，甚至想把全部的情感與靈魂的世界放在大海之中，讓其永遠永遠地沉寂與靜默下來，最後再來一次世俗的輪回。
這是在海邊和有過海的觀感的人對海的欲念與行為。可對那些把“海”視為一種神聖與夢想和夢想盡頭的寧夏人特別是西海固人來說，他們第一次見到海的時候會是怎樣的景況呢？沒有與他們交流和同行的人是無法想象出來的。
但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他們為什麼就突然有了去看真的大海的想法和機會——
“因為渴得時間太久了！渴得太厲害了！再不想渴了！”寧夏人如此直白地告訴我。
沒有水，說什麼都沒用。想脫貧別窮，沒有水就是一句空話。
太久遠的往事，今天的寧夏人記得也不是特別清楚。那就從40多年前的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那年說起吧——
在南方的廣東，已經有人偷偷托香港的親戚往家裏帶日本電子手表和照相機了；而江蘇、上海一帶的農村，有人則把家裏織的毛衣、做的襯衣和小五金擺到城鎮的汽車站、馬路邊開始做起買賣了……甚至有的村莊（那時稱生產隊）的農民蓋起了小洋樓！
然而，同是1978年的新年，西海固所在的固原地區的幹部在元旦後上班的第一天就向自治區領導哭訴：“救救我們這裏的百姓吧！去年又是大旱，許多家庭已經無法度過這個年關了呀！”
“秋收至現在也才兩個來月，就揭不開鍋啦？”自治區領導一聽同樣心急如焚。
“可不是！至少一半家庭這個春節裏揭不開鍋……”固原地委的幹部是哭著向自治區領導訴說的。
“馬上！你們……馬上把報告打上來，看看我們區裏和國家能不能再救急一下！你們這已經是連續好幾年求救了呀，自己也得想想法子，自治區還有其他地方也很難哪！”
“知道知道，我們也一定想盡辦法的。”
這是地區領導與自治區領導之間的對話。這種對話現在聽起來有些天方夜譚似的，可40多年前，在寧夏、在固原，這是常有的事。
求救的報告請求自治區回銷糧食2460萬斤……自治區政府的領導們是喘著粗氣下筆批準的，因為他們手中實在沒有更多的糧食給西海固了，而這2460萬斤糧食又能分給全西海固每人多少斤呢？能度過多少天呢？
不敢有人去想。所以也沒有人敢去想這個時候的西海固人的生活景況如何。
次年，即1979年，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作出了一個大膽而又似乎“違禁”的決定：對山區每人平均口糧不足140斤的農戶免征農業稅。要知道，國家免征農業稅是在27年後的2006年1月1日才開始的，自治區黨委對西海固的農民們真是發了“慈悲心腸”。那個時候，交公糧、交農業稅可是中國農民身上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可想而知，西海固百姓的貧困與生活的艱難程度是如何讓自治區黨委和政府下這般決心的！因為西海固的窮與苦太出名了，所以中央政府完全理解寧夏作出的相關決定。中央也從來沒有忘記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198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到延安視察，之後專程到了西海固。這裏的百姓生活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據說他在聽取這些山區人民生活狀態的彙報時，臉色異常凝重，“比在延安還要凝重”（隨行工作人員說）。直到最後離開前，胡耀邦總書記對幹部說話了，說得非常激動，也非常沉重，提的要求也非常嚴厲。
1981年春，世界糧食計劃署官員到西吉縣實地考察，提出了援建132.75畝防護林的計劃。胡耀邦專門就這件事重重地指示給相關部門和領導：“這是你們的一件大事，又是關係國家名譽的重要問題。隻許為國家爭光，不許為國家出醜——這兩句話要使西吉黨組織人人都明白，並為之奮鬥。”黨的總書記說這樣的話，實屬罕見，也足見西海固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心目中的分量。
俗話說，冬天將至，春天還遠嗎？改革開放的春風此時已經從沿海慢慢吹向西部，吹到寧夏和寧夏的西海固……
機會來了——這個曆史性的時間應該是1982年年中。這個時間點與一個人有關，他叫林乎加，中國扶貧工作的重要奠基者，時任農牧漁業部部長。
在共和國的建設史上，林乎加這人名聲很大，因為他在改革開放前都是中央高層中的“實幹者”“能幹者”。粉碎“四人幫”後，各地和各條戰線百業待興，林乎加在中央和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屢次“救火”，到上海、天津、北京這幾個直轄市當領導，抓難題，幹扭轉局麵的重要工作，而且每每“能夠解決問題”和“把問題處理得井井有條，並讓這些地方恢複了秩序，走上了正常的發展軌道”。中央對林乎加的肯定足以說明此人的才幹與務實作風。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始注意到扶貧工作，開始高度關注那些貧困地區的百姓生活與發展，所以又將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林乎加調任農業部部長和黨組書記，任命時間是1981年2月。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當時的農民有9億多人。林乎加接手的是一個9億多農民基本上都處在“少部分人能吃飽飯，一部分人能吃上飯，一半以上的人吃飯成問題”的這麼一個貧窮的農業大國的農業部。
“他每天拚命地工作，像台開足馬力的機器，每天不舍得浪費一分鍾時間。”其秘書賈幼陵曾這樣回憶說。
農業部在北京農展館旁的長虹橋東側。林乎加當時的家在西單文昌胡同11號院。這是一座三進四合院，一進院的左側兩個房間，是秘書的辦公室。林乎加住在中院正房，兒女住在東西廂房。那個時代許多領導是在家裏辦公的，林乎加也習慣在家裏辦公。部辦公廳主任曾兩次請林乎加去部裏坐班，林乎加怒道：“每天來回的路上至少花一個小時，一年下來要浪費多少時間？你賠得起這些時間嗎？”林乎加依然不從，隻有部裏開會時才去部裏。
林乎加有一個“計算機的腦袋”，這是出了名的。他對數字極為敏感，有出入能馬上聽出來。一位領導幹部曾批示，要在呼倫貝爾養殖1000萬頭乳牛，林乎加聽後當即說道：“完全不識數！”同時他又是一位愛憎分明、不說假話的領導。一次在部裏討論貴州的畜牧業發展，一位領導提議發展養驢業，因為“黔之驢”很有名，林乎加聽後回道：“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
在林乎加上任農業部部長之後，有一件事始終牽動著他的心，這就是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時刻牽掛的扶貧問題。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中，鄧小平提到：“我們的政治路線就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四人幫’提出寧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當時全國農村的貧困人口約2.5億。中央當時確定的國家發展宏偉藍圖是要在2000年前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在中央全會上，那些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中共元老們感歎十年“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國家發展的大好時光，同時又為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仍然沒能基本消滅貧困而慚愧。
“你這個農業部部長啊，我希望你到甘肅的河西、定西去看看，那裏的百姓仍然有一家人合蓋一條破被子、姐妹倆換著穿褲子出門的情況啊……太苦了！跟舊社會沒啥兩樣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有代表這樣對林乎加說，“我們總該讓那裏的女孩子出門有條褲子穿吧！要不我們共產黨哪對得住百姓嘛！”
這樣的話深深地刺痛了林乎加這位老革命家的心。“我要親自去甘肅的河西、定西看一看，馬上準備行動！”雷厲風行、說幹就幹是林乎加一向的作風。
就這樣，1982年春天，在西北地區仍在飄著雪花的日子裏，林乎加一頭紮到了甘肅的河西、定西調研與考察。林乎加走得很細，也走得很實，不要當地幹部做任何準備地走訪了那些最貧困的農民家庭，也到了孩子上學的學校、收養流浪人員的收容所等，之後又風塵仆仆地趕到蘭州，同甘肅省的領導和有關部門連續開會，商討幫助河西、定西扶貧的措施。與此同時，他又親自向國務院領導彙報，建議國家專門確定支持甘肅這兩個特貧地區扶貧工作的方案與措施。
“那些日子，蘭州的這些事迅速傳到了遠在銀川的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機關幹部耳朵裏，並且有人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時任自治區黨委書記李學智。李書記馬上作出反應，說甘肅河西、定西貧困不假，可我們的西海固緊挨著這兩個地方，貧困的程度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中央要研究幫助河西、定西地區，可不能擱下我們寧夏的西海固呀！於是我們這邊就按照李學智書記的指示，迅速派出幾名重要的自治區領導專程趕到蘭州，想向林乎加作專題彙報……”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扶貧辦二級巡視員的馬振江是寧夏扶貧幾十年的見證者，他這樣向我講述當年這一段曆史。
“寧夏來的？林部長是到我們甘肅搞調研的，而且他們開的是閉門會，我可不能隨便放你們進去！”蘭州方麵根本不讓寧夏來的同誌見到林乎加部長。
“見不到林部長？見不到你們就別回來！”李學智書記給前方的人下了死命令。
這下幾個從銀川來蘭州的領導幹部著急了，於是到處想法子打聽如何與林乎加部長接上頭。“秘書找秘書，啥事不用跑。”後來身在蘭州的寧夏領導幹部與北京的林乎加部長的秘書接上了線。
“行行，你們等著，我跟部長報告一下……”林乎加的秘書很快把寧夏同誌“未見”的情況報告給了林乎加。
“行嘛，那我就到西海固走一趟！”林乎加見了寧夏同誌並聽他們初步介紹了西海固的貧困現狀後，神情異常凝重。片刻，他立即表了態。
這一趟西海固實地考察，給林乎加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以前隻聽說那裏的百姓苦，地幹旱，走了一趟，才真正知道啥叫西海固之苦。苦啊，苦得叫你心發痛，眼淚會不自覺地往外流……新中國成立也有30多年了，我們對不住那裏的人民啊！”據說，回到北京的林乎加在向中央領導彙報西海固的所見所聞時，老淚縱橫，幾度哽咽。
“看來我們確實有些官僚主義啊！那個地方我是要再去看看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感歎道。許多中央領導同誌在聽林乎加介紹了甘肅定西、河西及寧夏西海固的情況後，內心同樣泛起了巨大波瀾。
這一年年底，國務院召開專門會議，製定了“三西”（甘肅的河西、定西和寧夏的西海固，簡稱“三西”）地區扶貧計劃，並設立國家支援“三西”地區專項資金，那時叫“農業建設補助資金”。“開始是2億元，我們寧夏3000萬元，其餘都是甘肅的；現在這項資金達到了6億元，至今從未間斷過。”馬振江說。
次年1月，國務院“三西”地區農業建設領導小組第二次（擴大）會議分別在蘭州和銀川召開（11日至18日在蘭州，23日至25日在銀川），林乎加出席並主持了會議。兩個月後的3月24日，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有關會議精神，自治區政府正式成立了寧夏西海固農業建設指揮部和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自治區副主席馬英亮為指揮部主要負責人和自治區第一任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馬振江等一批寧夏“老扶貧”就是在這個階段先後到扶貧辦工作的。“那時扶貧工作的對象主要是西海固，我們的辦公室門口掛了兩塊牌子：西海固農業建設指揮部、自治區扶貧辦公室。”大學一畢業便到扶貧辦報到的馬振江對此曆曆在目。
林乎加在寧夏考察之後，中央對寧夏人民尤其是對西海固人民的溫暖也由此開始——1983年春節前後，許多西海固人穿上了沒有領章、帽徽的綠色軍服，許多家庭也蓋上了軍棉被。這是中央軍委響應中央號召動員海陸空部隊為“三西”貧困地區的百姓捐衣捐物的行動所致。綠軍裝成為當時西海固的一道美麗風景線，無論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如果獲得了解放軍的衣物捐助，他們就把軍裝穿在身上，那時西海固人第一次感受到格外的溫暖……這裏的人由此也特別熱愛親人解放軍，特別期待冬天有人從四麵八方上門送來中央和各地的溫暖。
“中國政府有組織的開發式扶貧的曆史性序幕拉開了。”馬振江這樣說。自參加工作就在自治區扶貧辦工作的馬振江明年就到了退休年齡，他說他的一生基本上見證了寧夏的扶貧曆史，他說寧夏的扶貧比任何地方的扶貧都具有典型意義，因為在清朝時左宗棠上書朝廷說過一句大家熟悉的話，叫作：隴中苦，瘠苦甲於天下。而今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包括當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這句話已變成：隴中甜，甜到你我心底……
馬振江有資格說這樣的話。一個西海固之子，一個從農業學校畢業出來就走上扶貧工作崗位的“老扶貧”的親曆，應該是最真實和最有說服力的。
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對包括寧夏西海固在內的“三西”地區的扶貧指導方針是：有水走水路，無水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另找出路。沒有路，“另找出路”就是指移民或整體搬遷移民。
當時甘肅有甘肅的方案，寧夏西海固的方案是：以川濟山，山川共濟。寧夏不是沒有一點水，北部的黃河就是有“水”之地，“山”當然是指西海固一帶的幹旱山區。
寧夏老一代扶貧工作者認真地告訴我：這段曆史不能忘卻，因為它是中央對寧夏特別是對西海固扶貧工作打下的基礎，也可以說是十分重要的基礎工作。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塞北江南”——銀川一帶的新黃河灌溉區的“水韻北國”和南部山區的“掘井工程”都是其成果。老寧夏幹部心頭有筆賬一直記得清清楚楚：
從1982年到1989年的7年時間，因為中央對西海固的關心，這個地區的前後有個對比：到1989年時，與1982年相比，人均產糧從185.6斤增加到509斤，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2.4元增加到211.5元，糧食回銷從2.55億斤減少到0.5億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