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去檢查開著車的農民有沒有證，但一去檢查我就很難受。因為他是拉煤的，查他沒有證的話，是要罰他50元錢的，他就說沒錢了，回家再不出來拉了。可他不出來拉煤，就等於全家人得餓肚子。這種情況下，我覺得自己的工作實在太讓人難受，也讓我自己難受。我就辭掉了原來的工作，到鎮上參加大開發的工作。”
李虎說他會開車，鎮上就讓他開了輛吉普車到處貼標語。“現在我還覺得自己這個工作很正能量，你想想是不是這個理？幹啥事，不都得宣傳嘛！不宣傳，人家百姓怎麼知道你們想幹什麼事，想讓他們幹什麼事嘛！那個時候我貼得最多的一條標語叫作‘寧可苦自己，決不誤移民’。那個時候所有參加大開發的建設者們都抱定這個精神幹活。我記得當時的扶貧辦主任是同心人，離家也就60來公裏，但平時根本不能回去，天天在紅寺堡的黃沙裏加班工作，家人也習慣他不在家了。有一天星期六他順道回家，妻子很奇怪地問他：‘你咋回來了？是不是犯了啥錯誤，人家不要你了？’弄得這主任哭笑不得。”
後來李虎被派到中圈塘村當村支書。“村上有387戶，1300多人，都是搬遷來的貧困農民，他們都是從關口火龍溝搬來的。”
“慢著慢著！”我一聽“關口”二字，忙擺手問李虎，“是不是我們從同心那邊過來時看到的那片村落遺址？”
“對對，就是那個關口。”李虎說。
噢，那片被當地政府保留下來的舊村落遺址我參觀過，能夠非常完整地體現當年紅寺堡原住民的生活狀態。而在那些舊居裏，我們竟然發現，農民們居住過的窯洞的洞壁都用當年的舊報紙糊著，而這些舊報紙最早的時間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多數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最為神奇的是那些報紙竟然多為《福建日報》。當我為這一發現驚呼，招呼在場的寧夏的朋友一起來看時，大家也都跟著熱議起來，紛紛道：“原來福建與寧夏的關係早就深入人心啊！”
李虎聽了我這一說，也頻頻點頭，說：“中圈塘村葡萄的誕生與發展，同樣離不開閩寧對口扶貧協作。”他說村裏人一開始不是很願意種葡萄，多數依然像在老家那樣種土豆，但收入不行，而且受市場影響極大。怎麼辦？幹部堅持帶頭種葡萄，而且告訴大家種葡萄既省水又效益高。“這經驗是我們到閩寧鎮福建人種植的葡萄園學到的，而且不是有句詩說‘葡萄美酒夜光杯’嗎？所以我們堅持認為種葡萄不會有錯。同時我又帶領那些對種葡萄持懷疑態度的農民上閩寧鎮去參觀，還請他們上銀川吃自助餐、參觀西夏博物館。村裏的農民高興了，說種葡萄發財是真的，於是回來都開始種起葡萄來。可又碰到了問題，有人說辛辛苦苦種了葡萄，第三年才有收成，到時也像種土豆一樣沒人要咋辦？有人就打退堂鼓，並且偷偷把葡萄樹砍了改種玉米。”
“當時壓力大啊！”李虎感歎道，農民脫貧致富的道路並不那麼容易，在紅寺堡的不毛之地上要讓百姓脫貧致富更是難上加難，有自然環境的限製，有觀念上的問題，也有生態本身的問題，等等。“我是村支書，我必須去麵對、去攻克。所以我一連幾個月沒回家，天天在村上，盯著大家把種葡萄這事落實好，砸實它！我的孩子因為學校幾次開家長會我沒能去成，竟然哭著對老師和同學說‘我爸不要我了’！”李虎為了讓中圈塘村的葡萄樹活下來、紮下根，沒少吞苦水。
他的苦水吃到第4年，村主任喬文森帶頭種的葡萄在這一年每畝收獲了7500元，這下把全村的百姓給震醒了，接下去就簡單了，全村人跟著幹部拚命種葡萄。這不，中圈塘村的萬畝葡萄園就像一麵獵獵飄揚的紅旗，高高地插在紅寺堡這片曾經黃沙飛舞的荒涼土地上，成為其他移民的榜樣。
“現在大家看到的紅寺堡萬畝葡萄園就是被中圈塘村的一股風刮起來的。”看上去40來歲的村主任喬文森頗為得意地告訴我，他是紅寺堡第一個嚐到種葡萄甜頭的人，後來村上的百姓也嚐到了種葡萄的甜頭。“葡萄豐收的第一個年頭，村上一下買了幾十輛汽車，現在平均每家都能達到年收入幾十萬元。”
“中圈塘村是紅寺堡葡萄的發源地，但現在的紅寺堡葡萄種植麵積已經多達10萬畝，而且不再是農民們散種了，而是投資商進行規模種植和開發紅葡萄酒生產相結合的葡萄生產基地。你相不相信，我們這兒現在僅開設的酒莊就已達28家了！”這時，身邊的“葡萄王”王青山朝我聳聳肩，意思是你北京人可不要小看我們紅寺堡噢！
“走，我們參觀一家酒莊去！”我笑著拍拍他的肩膀，便在他的引領下到了一家叫“江達酒莊”的地方。
酒莊老板叫常亮，寧夏人，原本做房地產生意。2013年，他見紅寺堡種葡萄熱火朝天，於是丟下原本的生意，來紅寺堡投資種植葡萄園和開酒莊。常亮的酒莊完全是法式水平，高端又高雅，想象不出在中國幾乎是最貧困的“不毛之地”上，竟然有如此漂亮的現代化酒莊。站在他的酒莊涼廊上，舉目是一片不見邊際的飄香葡萄園，身後是一個集釀酒、貯酒於一體，兼以紅酒為主題的旅遊博物館、餐飲和住宿配套的城堡，讓人除了感慨便是感歎。
“我的酒莊有7600畝葡萄園，所釀紅酒有10個品種，全部銷往一線城市。葡萄園一年用工達3萬多人，他們都是當地的農民工。他們在我這兒有兩份收益——土地租用收入和務工收入。所以我跟他們關係很好，他們叫我‘紅老板’！”1969年出生的常亮談起他的葡萄園和酒莊時，未飲紅酒卻有些酒醉似的興奮。
“我們的葡萄產業能有這樣健康的發展，還得說到閩寧對口扶貧協作的好處哇！”紅寺堡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楊誌東搶話說，“移民們種葡萄的積極性上來後，酒莊釀的酒也多起來了，可酒銷到哪兒去？能銷到什麼價？這又是新問題。”
對啊，你們怎麼解決呢？我用眼睛問他。
楊誌東抹抹嘴，得意道：“我是2018年4月到2019年4月作為閩寧對口扶貧協作派往福建泉州去掛職學習的幹部，就說說這一年中為我們紅寺堡紅酒幹的事吧。”
他說，福建那邊開放程度高，喝紅酒的人也多，所以他掛職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推銷寧夏尤其是紅寺堡產的紅酒。“我在那邊通過當地政府的支持，利用供銷社的地盤，建了一個閩寧特產館——400多平方米，推銷我們紅寺堡和寧夏的特產，尤其是紅葡萄酒，生意不錯。後來福建方麵對我們寧夏的事特別支持，甚至連省裏的領導也在公開場合講：中央的八項規定不能違反，但工會、機關等政府和公家單位在采購時，要優先選擇寧夏的產品。這麼一號召，我們的紅酒和其他產品的銷量一下增加很多。後來我又開了一個福建省閩寧園文化傳播公司，專門宣傳紅寺堡和寧夏的商品。這麼一年下來，紅寺堡紅酒的聲譽在福建各地幾乎無人不曉，銷路大開。市場好了，家鄉的農民種葡萄的積極性更高了，釀的酒質量也更高了。葡萄種好了，又帶動了其他產業，現在玉米、黃花菜、土豆等也都越種越多、越種越好。土地熟了，生態好了，樹木花草也茂盛了，生活在這裏的百姓的家園自然而然也美麗了！”
是啊，今天的紅寺堡，你怎能想象得出它在20多年前竟然是個除了黃沙和戈壁之外一無所有的不毛之地？
扶貧和脫貧的偉大戰略和偉大戰役，讓沉睡的大地以如此驚人的速度在巨變，能譜寫這一傳奇的也許隻有中國。
其實也就隻有中國。
戈壁灘上建起的紅寺堡生態移民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