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來到常熟服裝城調查，當他看到古城邊的農民們僅用幾年時間，就在自己的菜地裏和水塘上建起了一個超級服裝市場，每天五彩繽紛、熱鬧非凡的場麵，情不自禁地揮毫寫下了“常熟商場，購物天堂”8個大字。
與當時的商場相比，今天的服裝城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幾倍幾十倍。而今的常熟，無論是本地人還是來此的外地人，如果你問他一聲到常熟哪兒最值得看一看，哪兒給你留下最深的印象，你所能聽到的已不再是郭建光唱的“蘆花放、稻穀香”的陽澄湖和陽澄湖裏的大螃蟹，以及阿慶嫂的“春來茶館”了。（不過你初次到常熟的話，千萬一定要嚐嚐陽澄湖大螃蟹，那是世上獨一無二的美味。茶館也是常熟的一大特色，取之當年薑太公釣魚的尚湖之水，再泡上虞仲聖賢留在虞山頂的那片無汙染茶葉，喝它七七四十九壺，然後天南海北胡吹一通，那感覺可是在靠自來水對付賓客的北京一些茶館裏絕對找不到的。）你所聽到的肯定是“服裝城”。
是的，常熟的幹部口中現在有句名言，他們稱自己這兒“抗日戰爭出了個‘沙家浜’，改革年代出了個服裝城”。昔日的“沙家浜”和今日的服裝城，永遠是常熟人心目中的兩座豐碑，也是他們常熟人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中營造的兩座豐碑。
“沙家浜”的革命鬥爭史，給中國革命提供的是一種適合蘇南地區的遊擊戰爭模式；服裝城的創建實踐與成功經驗，給今日的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的是一種適合鄉鎮條件下的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經濟模式。
僅就這兩點，常熟人就足可以在12億中國人麵前挺起胸膛。
然而他們也有不順心的時候。常熟服裝城無論從規模、從銷售額，還是它在中國服裝界已有的聲望和影響，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可為了給服裝城取得一個“中國”字頭的牌子，市裏、商城裏的幹部不知往南京、北京跑了多少趟，但結果依然不行，原因大體是中央有文件規定，帶“中國”字頭的單位和企業，必須是國家或國家直接的單位和企業。一句話，你常熟是地方上的“小弟弟”。對此，常熟人不必懊喪。
其實他們沒有懊喪。他們照樣在服裝城幾處最繁華、最醒目的出口處，掛起了巨幅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光英和另一位副委員長李錫銘書寫的十分蒼勁有力的“中國服裝城”5個大字。據說，對此上至國家主席江澤民和李鵬總理，下至中央各部委大員視察常熟時，當看到這赫然醒目的“中國服裝城”字樣時，不僅沒有表示疑義，相反臉帶微笑。
常熟人心頭放下了秤砣。
事實上他們沒有放不下心的。打服裝城成為遠近聞名的市場以後，他們一直把它當作在本地執行鄧小平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搞市場經濟的一塊“豐產示範田”，在認真細致地耕耘運作著。
——這就是始終貫徹百分之百的辦市場規律。
——這個規律就是自主、平等、公平、競爭，能讓人放放心心安安全全地賺錢。
常熟人明白，“中國”字頭的牌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的內容。沒有內容的牌子早晚是要倒下的。（值得一提的是常熟服裝市場成功後，周邊的大市小市和一隻隻大小“老虎”後來也辦起了“某某服裝城”、“某某紡織城”，有的一上來就高高地打出了“中國”字頭，可最後還是大多以失敗而告終。）
誠然，在當今中國出現辦“市場熱”的時刻，那些飽受失敗之苦者回過頭來認認真真地學一下常熟人辦市場的經驗，似乎太有必要。我曾經用下麵的文學語言對他們的經驗作過如下總結，即：
由自己想賺錢到先讓別人賺錢；
由自己也能賺錢中先盡可能地讓別人賺好賺足錢；
由自己也能躺在已賺的錢上享福到辦更多的事，讓別人賺永久錢賺升值錢；
最終實現自己和別人的共同賺錢。
像這樣可能被一些人認為是“傻到家”的生意經，恰恰正是常熟人與其它什麼地方的人經營市場的不同之處。這除了他們特有的悠久地域文化所培養起來的那種“禮教”式的待人寬容和皆富則安遺風外，更深層的意義是他們那些領導者，從一開始就把立足點放在“先富民，再興邦”上。因此，他們緊緊抓住了“中國”牌子的實質內容，這就是：
建立一流市場的要素之一：公平與自由
汽車站“十字路口”的琴南鄉的那幫常熟人，開始辦服裝市場是為了自己能賺錢才起起勁勁辦市場的；風景秀麗的虞山腳下的坐在辦公室的那些常熟市長、書記們，開始也是為了市裏能賺錢才起起勁勁支持琴南鄉辦市場的。為振興一方經濟不想或不主動賺錢是假話，也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但同是賺錢卻有不同的目的與境界。常熟人在興辦服裝城時體現的第一種精神便是：由自己想賺錢到先讓別人賺錢。這對視利益為生命的小生產者的農民來說，是件十分困難和痛苦的事。然而常熟服裝城從開始創建至今的整20年間，作為所在地的原琴南鄉的農民們包括後來的常熟全市百姓，都經曆過在利益麵前是先讓自己富還是先讓別人富的困難和痛苦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他們曾經作出了許多可貴的犧牲。
有一件事，對當地農民和常熟百姓記憶是深刻的，那就是服裝城的攤位問題。
創建初期，從“馬路市場”轉向規範的集市時，大夥兒集資興建的市場不僅出現負債，且攤位根本沒人要，於是那時的攤位隻能靠分配給農民和幹部們。這種情況發生在1985年“招商城”創辦後的最初幾年。到了80年代末，服裝城的境況完全出乎常熟人的意料。特別是進入90年代後，服裝城的生意之紅火以及自身發展速度之快是誰都想象不出的。做生意的人形容道：誰屁股占了個攤位，誰就像坐在了一座金山上；誰在服裝城內插上一足，誰就等於跑進了自己的銀行。那時，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服裝商像潮水似的湧向常熟，昔日5毛一天也租不出去的攤位，此時輕鬆一倒就是成千上萬元，好的市口攤位、門市甚至翻到幾萬幾十萬。不少前一天討媳婦還要借錢的農戶，一夜醒來便成了百萬富翁……
市場攤位與門市的占有，使當地百姓和外地生意人在利益問題上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本地人的攤位、門市是分攤來的，或者是“走後門”批條子來的，成本低廉。而外地老板是出高價租來或是高出租價幾倍甚至幾十倍，從當地那些有攤位卻無人從商的村民、幹部手中倒來的。這種不合理的狀況，必然會挫傷那些遠道而來的商人，也最終影響市場正常發展。
1994年春，一位決策者提出：從現在開始建造的所有攤位、門市，全部實行公開拍租，一律停止村鎮、機關單位對村民特別是幹部的“人頭分攤”。
這位決策者就是受市委、市政府委派，到服裝城兼任“第一把手”的徐國強。對服裝城內的常熟人來說，他們並不陌生徐國強，因為在他兼任服裝城“第一把手”之時，他還是服裝城的主管上級——虞山鎮的“第一把手”，同時他還是虞山鎮的主管上級——中共常熟市委副書記。派這樣一位大員到服裝城任職，單就這一點可見市委、市政府的重視程度。
當徐國強把這一決策在服裝城一公布，服裝城內簡直炸開了。可是那些外鄉人雖然沒幾個認識徐國強的，聽說這一決定後情不自禁地說：“這是位懂市場經濟的好決策人。”而一部分當地村民及一部分幹部則急紅了眼，說他這樣做，不是存心跟咱本地人過不去嗎？好，如果他堅持要這樣做我們也就叫他過不去。
1994年7月驕陽似火的一天，徐國強書記來到“招商城”，一群村民真的把他團團圍住了，之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著起哄，形成了數百人的圍攻勢頭。從中午一直堵到夜裏十一二點鍾。村民們想問個明白，為什麼要把常熟人手中的金飯碗捧出去分給外地人？
“道理非常簡單：做生意講究的就是公平競爭。以往把攤位按人頭攤分的做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勢必影響服裝城的發展。服裝城發展不起來，最吃虧的要算我們常熟人自己。”徐國強說。
村民問：“前幾年辦市場剛開始搬家拆遷、征用土地，甚至有的祖墳也遷了，吃虧的是我們，現在眼看我們也能賺錢了，可又把金飯碗捧出去分給大家一起吃，這叫啥道理？”
“這叫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徐國強回答道，“市場市場，先得建場，然後方能有市。如果按老辦法分配攤位，中間炒來炒去，既不公平，也不利於形成市場，還造成許多不正之風。如果把市場比作一個籠，那麼客商則是鳥。有籠沒有鳥，或有鳥沒有籠，就等於我們沒市場。再說，攤位公開拍租，麵對的是所有人，對外地客商有好處，我們本地經商者同樣可以公平競爭嘛！”
吵吵嚷嚷了一天的村民們聽了這番話後，頓時靜了下來。頃刻，又有人站起來問：“徐書記，我們可以把攤位讓出來公開拍租，但幹部手中的怎麼辦？”
“一視同仁。”徐國強在這一點上回答得特別肯定。
“可據我們所知，前幾天有幹部聽說徐書記決定要對攤位一律實行公開拍租時，就趕忙先為自己撈了好幾個攤位。”有村民揭發說。
“誰？你們把名字告訴我，隻要查實不管是誰，一律退出。”徐國強掏出筆記本，神情極為嚴肅。
“村支書。”
“查！如果屬實，不僅要責令其將攤位全部交出，還要視情節輕重嚴肅處理。”徐國強特別強調。
群情一片振奮。有人冒出一句衝話：“徐書記，如果有人揭發你不公正或自己有攤位咋辦？”
“有一罰十。如果誰發現我徐某人或親屬在攤位、門市分配上作手腳，誰就有權不讓我徐國強進服裝城一步！”
“要是鎮上、市裏幹部來要攤位，徐書記那你咋辦？”“同樣對待。總之一個也不準走後門。”
“……”
3天後，徐國強再次來到“招商場”，當即宣布了那天向群眾許諾的3件事：原湖涇村黨支書停職檢查，對所拿的10個攤位全部退回。市場的新攤位、新門市拍租方案交群眾討論；對涉及村民環境衛生、勞力安置等實際問題，采取具體的解決措施。
一個久積的難題，一場利益的衝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化解，服裝城也因此獲得了質的飛躍：大批客商因在公平、公正、公開的拍租中獲得攤位、門市的經營權後，紛紛在此“築巢下蛋”，由此給服裝城生意帶來空前繁榮。這裏有幾個數字可以說明：1992年前，市場內的經營者常熟本地人占多數，外地人僅占少數；如今，外地人占70%，本地人占30%。需要說明的是，這並非說現在本地經商人少了，而是從商人總數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外地人在常熟市場上賺的錢要比本地人多得多。其次，1992年前，市場的年營業額10來個億。如今已到200多個億。服裝城的稅收和利潤也由1992年的4000萬元，到現在的兩億元。
有人現在評價當年的“拍租攤位、門市”一招，盤活了整個常熟服裝城。而徐國強說，這隻是我們市委包括具體辦市場的同誌在堅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的一招棋而已。20多年來，常熟幹部們為了保證這塊市場的絕對“公平與自由”，是實實在在花出代價與努力的。早期他們這樣做了有人把“告狀信”寫到所有中央、省的主要領導與部委那裏，因此也引出了一場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大爭論。爭論的結果證明他們走的路沒錯。應該指出，在當時有人對“完全自由式”的商市提出疑義本身應該說也是一種進步。曆史就是在這種反複認識中前進的。
前一段時間，突然有兩位北京人闖進我的辦公室。他們一見麵就說要謝謝我，這使我大惑不解。北京朋友笑了，說我們是看了你的大作才到常熟服裝市場搞起服裝生意的，現在賺到了錢，所以來表表心意。我聽後也恍然樂了。前陣子我的另一篇專寫常熟服裝城的報告文學《商市在常熟》在《中國作家》雜誌上發表後，這已經是第三撥人找到我了。
“你的文章沒瞎說。”北京人直率得有時讓人受不了，其中的一位小夥子衝著我就出言道：“我們到常熟做起服裝生意完全是被你的文章‘騙’去的。現在看來我們對你們作家有些誤解了，以前總以為你們筆下的文章多半是瞎編的。通過這次常熟做生意，我們可要給你們‘平反’了。至少——你何作家寫常熟這篇沒瞎編。”
我們幾個一起哄然大笑。
另一位早已按捺不住地對我說：“過去我們倆是在京城做建材生意的。這兩年建材生意不好做。今年年初我倆正愁著不知幹什麼呢！這個時候看到了你的大作。你把常熟服裝市場寫得夠玄乎的，竟能把我們硬給迷進去了。不過開始我們不全信，是抱著去試試看而到常熟的。欺生是所有城市的通病，起初我們對常熟的看法也不例外。什麼攤位公平、買賣自由，好多地方把這些東西僅作為金字招牌招攬客戶而已，真做到的沒幾個。嗨，常熟人還真講公平自由哪！”
“說說，從你的體會中是如何體驗常熟人的公平與自由的？”
先前的那個小夥子搶過了話：“我倆看了你的作品後，沒過春節就往那兒跑了。雖說人生地不熟的，可那兒的人很熱情。我們去時是準備空手回的，結果看到有個商廈正在拍租牌攤位。起初我們以為也就是擺擺樣子，那些地段好的、價格適中的，到最後肯定還不是他們當地人自己占了。可這回在常熟咱哥們算想邪了，拍租結束後一公布，我倆竟撈了個最好的攤位。這不，春節一過，我們就‘南下沙家浜’，又巧逢服裝銷售旺季，兩個月下來，你說我倆賺了多少錢？”
“萬兒八千不成問題吧？”
那老兄狡黠地伸出兩根手指。
“兩萬？”
“加個0。”
“20萬哪！走，該請我客了！”
一片笑聲中，兩位剛剛從常熟回來的北京服裝商與我約定說，等到成為“百萬富翁”後一定在王府飯店“見”。
我知道這並不是遙遠的事。
建立一流市場的要素之二：人和
我免去了天時、地利這兩個重要的市場要素，是因為相比之下“人和”在所有要素中占居核心。再者不用我多講，常熟獨有的天時、地利自古就盛昌。人是創造一切的，同時他也可以是毀滅一切的魁首。
人什麼時候把自己改造好了，誰就是勝利者。
在服裝城內，有一位來自河南商丘的老板非要請我到他在常熟的新居坐坐。我笑問他是不是大“發”了。他說到常熟來做生意“發”是肯定的，不過我請你到我新居坐坐是因為聽說你是北京來專門寫服裝城的，所以想跟你說說心裏話。這可是巴不得的事。但終因時間太緊，我未能到他新居看看。然而他卻給我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