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問我叫什麼名字？當然可以告訴你嘛。不過也就是在常熟這塊地盤上我才敢這樣做，如果在其它地方我真的不敢這樣做。你問啥原因？黑唄。有人會黑你唄。誰黑我？那就多了，有管理部門的，也有黑社會的，但更不好對付的還是本地人。你知道，做生意的無非為了想多賺錢賺足錢嘛，可在不少地方你就不敢賺錢不敢賺足錢。你隻要一賺錢，馬上就有人後麵盯上你了。哪一路你都吃不消。比如工商、公安、稅務等找你頭上來，敲你多少你就得交多少；黑社會找你頭上，你為保小命也得老老實實拿出去；要是當地人找你頭上來，你更得拱手相送，否則你會沒有立足之地。常熟這兒就不一樣，我們河南一起出來做生意的人不少，到的地方也不少，大夥有體會。在南邊有些地方賺了錢你就得趕緊往家跑，要不哪股黑勢力說不定啥時候就盯上你了。在那些地方，你帶著錢上廁所都得回頭看看後麵有沒有人瞅上你。東北我們也去過，那兒你外地人要在他家門口賺了錢人家就開始擠你了，最後你還是呆不下去。我們河南農村許多地方窮些，跑出來做生意賺點錢本身就不容易，要是碰到上麵幾種情況你說咋辦？隻好打道回府唄。這幾年中，當初跟我差不多一起出來到外地做生意的一批老鄉，基本上都沒在哪個地方呆住。唯獨在常熟這個地方我們的一批人差不離全紮下了根。你問現在我們河南人在常熟共有多少人經商？僅我所在的商丘一個縣大約就有一千三四百人，其中，有二三百是有攤位、門市做服裝生意的老板，另外一千多人都是在服裝城四周做賣菜、開小飯店一類勞務活。這些人大部分是我帶來的。現在光我們商丘一個地方就有20個客商在常熟城裏買了房子，把家都安到了這兒。問為啥？這兒好唄。常熟是富庶之地，過去要說我們河南人到這兒安家落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那會我們河南人隻有到這兒討飯的資格。現在不同了，我們在這兒賺了錢，又有了自己的家，你說我不打心眼裏謝常熟人還謝誰呢？他們辦了一個市場，給我們窮地方的外地人創造了兩個‘天堂’：一個是賺錢的‘天堂’，一個是安居樂業的‘天堂’。就說像我吧，過去我想都不敢想我的小孩能到無錫市的“貴族學校”上學，現在我的兩個娃兒都進去了，去年進的。一下交了6萬元，每年還要幾萬元的學雜費。不算啥，我覺得合算，過去做夢都不敢想的事現在都成了現實，還有什麼不合算的？你問我是不是一輩子在這兒了？那當然。不但我，連下一代都在此永遠生根了。常熟現在是我正兒八經的故鄉嘛。這兒又能賺錢，本地人又不欺咱，生活條件也好，我安家在這裏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呢？”
河南老板葛曉峰追著我要想說的就是這些話。他的這些話確實讓人聽了感動，我想就是常熟人聽了也會湧熱淚。其實常熟人都明白：如果你們捧出的不是一顆心，要想留住任何一位無論是有錢還是窮光蛋的異鄉遊子，都是件極不容易的事。然而常熟人今天做到了。他們是在遵循小平同誌理論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中做到的。對這事本身受教育的不僅是像葛曉峰那樣的異鄉客，就是常熟人自己我想也應該是一種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自我教育。幾千年來，由於地域上的自然差異，富土上的民族或部落甚至國家，總是排斥那些來自地域自然條件差的窮人。這種民族的、文化的、傳統的和心理上的差異，構成了富國排斥窮國、富地排斥窮地、富人排斥窮人的習性，是人類社會的普遍問題。這樣的問題，無論你承認還是不承認，它在我們中國也同樣存在，即使在今天。然而從河南老板葛曉峰以及他身邊的一批已經順利從自然條件落後的地方遷移到富地常熟的現象中，我們應當欣喜地感到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革命，給中華民族帶來的不僅僅是物質生活上的繁榮，而且可能是包括民族大融合在內的曆史性進步。
應當指出的是：常熟人辦常熟市場帶來的不僅是吸引像河南人那樣的、在常熟發了財又在常熟紮下了根的現象，而更多更重要的是那些來常熟並通過常熟這個市場采到了“花露”又回到自己那兒釀出了更多合味“蜜汁”的辛勤“蜜蜂”……
有道是無蜂的花園不是好花園。我想，覓不到蜜露的花園應當說也不是好花園。常熟服裝市場能吸引全國各地的經商者蜂擁而至，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兒批發到的服裝穩賺錢。采訪中，就這一問題我向各類外地來的經商者作了詳細調查，結果是百分之百的客商告訴我：從常熟服裝城內批發到的商品，其利潤率在任何時候都能保證在30%左右。這樣一個“任何時候”可包涵了許許多多看似簡單實則不易的諸多內容，它說明了那兒的商品價格上具有的“三維”優勢。
商品價格從來是決定一個交易市場繁榮與衰落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個時間內、一個空間內、一個地點內的服裝商品，隻要你不具直接批發地、直接原料產地、直接生產加工地中的任何一個條件，你就永遠無法與常熟市場相競爭。而像常熟這樣既具備坐落中國南北之間的地理優勢，且是設施一流的批發地，又是棉紡原料出產地和有數千年服裝加工生產最高水平的三位一體之地幾乎難找。然而，服裝界的行家們說，這僅是促成常熟市場繁榮所占的天時、地利的兩大優勢，還有一個可能是最重要也是其它地方的市場辦得最欠缺的因素，即“人和”二字。
常熟人表現在辦市場中的“人和”二字，包括了兩方麵的重要內容，即政策上的寬容和心理上的包容。
當我向市委領導探究他們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時，他們認為：對一個市場來說，政策將決定其一切。有什麼樣的政策便有什麼樣的市場。近幾年間，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經濟的不斷發展，各地幾乎都掀起了辦市場熱，但真正辦得好的能堅持辦下去的並不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地區在對市場的管理上過嚴過細，甚至違背了市場經濟規律，所以導致今天轟轟烈烈，明天就關門倒閉的結果。然而在常熟經商的幾萬客戶們卻反映這兒就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客商們在這一點上最感到滿意的是，常熟服裝市場從始至終一直實行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原則，特別是對商品價格的徹底市場化：即產銷者對商品的價格完全根據市場“氣候”自己決定。在那裏，無論你是個體的還是集體的，無論你是國營的還是合資的，所有進入市場的商品，其價格一律平等地無條件服從市場的走勢。常熟服裝市場實際上是一個服裝批發集散地，它的零售額僅占總成交額的百分之幾。而來常熟市場上搞批發的又差不多都是外地客商。這就是說，由於它實行的是市場價格的自由，真正賺錢賺大錢的正是這些搞批發的外地客商。
那麼，由於實行價格的完全自由，完全放開，它給常熟人自己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呢？一句話：他們少了利潤。許多人不理解這一點，然而這是事實。
我明白這一事實也是在我走入常熟人中間之後才恍然大悟，才更加從心底裏敬佩為繁榮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而作出自我犧牲的百萬常熟人……
這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約4點左右，我獨自出了飯店朝服裝城走去。此時東方剛剛露白，我以為起得很早，本意想看看商城的早市成交熱。結果見了幾位騎摩托車的常熟本地人都已準備回家了。我攔住其中的一位問為什麼這麼早就結束成交了？
“不能再晚啦，再晚我每件衣服就又要少賣一塊錢哪。”貨主說。
“那是怎麼回事？”我問。
他說：“再晚，上市的人就多了，貨比貨你就隻能少賣錢嘛。”
“難道在這兒的一個市場內一天中還有幾個時價？”
“你可能不是做生意的吧？”貨主看看我得到證實後，便坐下來有意跟我聊了起來。他說在常熟地盤上生產服裝的人是很難賺錢的，因為競爭太激烈。這裏幾乎家家戶戶都是一個大小不同的服裝生產廠，由於市場上的價格是自由的，所以生產服裝的人都想盡快把自己的產品賣出去，賣個好價錢，快些周轉資金。這樣就出現爭客戶。你不是剛才問我為什麼起這麼早就把貨賣掉了？也就是為了爭客戶呀。時間晚了沒人要你貨你不就慘了嗎？他說他是小戶，每天生產出的貨都得上市場來銷，而那些生產大戶則直接把客戶接到家裏。到市場上銷就得注意時間段了，外地客商一般都是當天購貨當天運走。近的有車直接走了，遠的趕早班汽車托運。所以我們賣貨的就要趕上他們運輸前的那個時間，才會稍稍有個好些的價格，否則到了中午、下午就上不去價了。
我問他賣出的是什麼服裝，他說是小童裝。
“多少錢一件？”
“8塊。”
“這麼便宜？有沒有利潤可賺？”
“基本沒有。”
“不會吧，沒利潤你還幹它做啥？”
“在咱常熟都是靠做服裝吃飯，你不幹這幹啥？”他說他講沒利潤是實話，不信可以上他家看。
我問這沒有利潤是怎麼回事？
還是市場上把價格放開的原因。他說：“做一件小童裝成本就是7塊，另加一塊是生產製作費，這不就沒利潤了嗎？如果講利潤則都到了批發商和銷售商手裏去了。像一件童裝批發商從我手中買走8塊錢，運到別的地方轉給銷售商一般總要加出三五塊，這批發商除去各種費用不會少於30%利潤的。而從常熟8塊錢批來的一件童裝到消費者手裏至少在15元以上……你是北京來的？嗨，我們這兒的服裝上你們那兒利潤就更大了。同樣一件夾克在我們常熟隻賣到45元，可在北京商場裏就得賣120到150哩！”
“產銷價差這麼大，那為什麼你們不把價提高些，利潤不也就出來啦？”
他朝我笑笑，說：“這你就不懂了，在常熟任何一種新款式新產品都不可能把價格提得很高，即使有時也可能冒一冒，但出不了三五天就會回落。”
“那是何故？”
“自由競爭激烈唄。你可能聽說我們這兒隻要一個新產品在市場上露麵，隻要一種服裝能賣好價錢，不出三五天這種產品、這種款式的服裝，就會在整個市場上鋪天蓋地地出現，那先前好的價格就一下泡湯了。‘毛利三分吃飽飯，毛利七分餓死人’，這句話在我們常熟服裝界是句至理名言。誰要是違背它，誰可能就會吃大虧。它的中心意思是你在這兒做生意要想做得好就必須采取薄利多銷的戰術，如果違背了它，一時你可能吃了一個胖娃娃，但到頭來吃苦頭的還是你自己。咱這兒開始不是沒有這號人啊，包括那些大企業啊，他們出了一種新產品新款式，投放到市場後可能每件比平時的利潤高出幾塊十幾塊，這時按這兒的規矩你就不能這麼做，你問為什麼？道理太簡單，咱常熟搞服裝的幾乎90%以上是農民，他們一般不怎麼會獨立設計服裝款式，事實上除非那些有特別多資金的人，才會自己獨立搞款式設計。像我們這些中、小戶一般都沒必要也不合算自己專門設計新產品，再說市場變化那麼快，像‘秋豔’、‘聖達菲’那樣有實力的廠家，一天就要向市場推出好幾個新產品，而且人家有專業的高級技術人才，我們能跟得上比得過他們嗎？比不過的。比不過就學人家。所以這麼多年來，我們常熟農民們大多數雖然自己不獨立設計服裝，但對哪個產品式樣好、哪個產品不好賣都心裏清楚。同時在長期的跟別人後麵走的過程中，提高了自己的一套本領，這就是極強的摹仿力。如果你拿一件皮爾·卡丹服裝來，我們也能用幾天時間把它摹仿出來，粗一看—模一樣。你信不信？”
我笑說：“為什麼現在市場上偽劣產品太多了，大概就是因為你們這樣的摹仿高手太多的原因吧？”
這位常熟人連連擺手，說你這就完全說錯了。他說他們常熟人不會有一個人去做這種事。他解釋道，他們常熟人不會去幹假冒像皮爾·卡丹那樣的事，倒也並非所有當地做生意的人都那麼老實巴交，說到底還是因為受服裝市場及其價格的影響。你想，做一件皮爾·卡丹那樣高級的服裝其用料和做工就都會很大，這樣一件衣服成本也就必然很大。你土農民一個，拿出去一件即使跟皮爾·卡丹一模—樣的東西，可人家照樣將你當幾十塊一件的普通服裝來向你要價，那時吃大虧的不還是你嗎？話說回來，像皮爾·卡丹那樣質量的服裝在我們常熟能做出來的人有的是。隻是我們這兒獨特的市場價格決定了我們做那種產品，幹那種假冒的事隻會吃虧，所以才不去幹嘛。再說，我們常熟人也有自尊，像你們北京的“紅都時裝”不也是我們常熟“小裁縫”田阿桐的手藝嗎。要我看，我們這兒產的“秋豔”等一類服裝其工藝不比皮爾·卡丹那樣的外國名牌差哪兒去。你們大城市裏人就是有點兒迷信洋貨，可洋貨跟我們的“土”貨差多少價？幾倍？幾十倍吧？而且你可能也知道，像中國市場上的皮爾·卡丹一類外國服裝實際上都是在我們中國生產，由我們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就因為貼一張名牌商標，價格幾十倍地上去了。時間長了，你們大城市裏的人也明白過來一點了，現在北京、上海等大商場都到我們常熟來進貨，這不是很好的說明嗎？說穿了我們大多數中國人穿服裝圖啥？不就是款式新一點，做工好一點，價格便宜一點嗎，而這三點我們常熟正是全有了。
一個農民服裝商能有如此精辟的“服裝市場觀”與服裝營銷理論，真使我大吃一驚。然而令我更加吃驚的，還是常熟人在支持和維護服裝市場的自由價格中所作的，每年有12億人次的受益者沒有看到或沒有想到的那部分可貴的特殊貢獻。
常熟服裝城內的“王府井”——招商場總經理馬盛元給我講起了一件事。有一日，喬石同誌到他的商場視察，見這兒同樣一件衣服，可比北京要出奇地便宜。於是喬石同誌就問，為什麼這兒的服裝賣得這麼便宜？馬總說，這兒的服裝之所以便宜，是因為實行市場自由價格後出現激烈的競爭，生產服裝者的利潤就是勞動力本身，而勞動力本身計入生產者的利潤之後，就形成了常熟市場上的服裝價格大大低於其它市場的現象。另外加上常熟又占有棉紡原料產地和產品直接生產地的優勢，這就構成了到這兒批發和購買服裝總是能賺錢的根本所在。
勞動力等於生產利潤——這就是常熟人民在開拓市場經濟的征程上為我們所作的特殊貢獻。
本來，作為一個地區的一個市場，當地行政部門為了維護當地的利益，是可以出麵對市場價格作一定幹預的。比如某一種服裝在某一個季節，當地有關部門可以定出一個統一的價格來對待外來客商，這樣就能使生產者的利潤在一定額度上有了絕對保證。可是常熟沒這樣做。為什麼？服裝城的負責人坦誠地表示：既然是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地方保護主義。我們常熟服裝市場實行的是自由價格，完全依靠市場機製來調節，這對服裝原料、加工和生產者的我們常熟人而言，可能每出售一件服裝、每批發一個產品，少了一塊或幾塊錢的收入，然而我們對社會卻多了一份貢獻，尤其是對繁榮市場起了積極作用。對這樣的利益犧牲，我們常熟人感到值得。與其把河塘裏的魚都撈盡，倒不如將它放入活水裏自由地養大……這就是常熟人麵對自由價格的衝擊所堅持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