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具有重要曆史意義和喜慶的年份，這就是我們的國家要從英國人手中收回原來屬於自己的“東方明珠”香港。
150年前，一個泱泱大國竟被西方的幾艘炮艦打得割地求和；150年後，這個泱泱大國的12億人全都沉浸在寶地失而複歸的喜洋洋氣氛之中。用150年的代價，換來這個不尋常的從恥到榮的結果，我們在喜慶之後，是否應該認真地進行一次曆史的沉思。
結論並不複雜，因為過去我們窮，窮就挨打，受欺侮，現在我們終於強大了。
150年是一個漫長的時間，但在曆史的長河中又是個很短的一瞬間。同我們中國相比，當年打敗我們的英國其本土、其人口、其曆史，都不能同日而語，可是他們贏了，贏得讓我們那些紮長辮子的祖宗們瑟瑟發抖。其實英國本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當時已經開始了持續近兩百年的那場“工業革命”。就是從18世紀就開始的“工業革命”，使這個歐洲西海岸的區區小國稱雄世界，到19世紀成為全世界最發達、最富有的一流強國。即使到了20世紀，我們仍不得不承認它依然是當今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富庶國度之一，它的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用我們現在的速度，仍可能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奮鬥才行。
英國人了不起在於它那場使它強大了近三四百年的“工業革命”。當我們今天有興趣掀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聯合王國發達的麵紗時，竟發現它最早的“工業革命”動源，與我們的常熟人開始市場經濟的動源同出一轍：都是一台紡織機！
工業革命前，英國原是個充滿田園牧歌情調的農業國家，當時人稱“快樂的英格蘭”。它的居民有80%從事農業生產。由於英國很早就把自己的大量羊毛賣給歐洲鄰國，這使得它的農業經濟比當時任何國家都具有更深刻的商業性質。隨著這種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與市場的聯係逐漸密切起來。走過“圈地運動”和“海盜生涯”後，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便創紀元地進行了後來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生活與人類進步的大工業革命。這場革命最先肇始於棉紡織工業部門。當時英國有過這樣一項法令：凡死在英國領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織的壽衣來入殮。但與此相反的棉紡織業則是英國一個新興的工業部門，由於沒有傳統的束縛，這個部門的技術革新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懂行人知道，棉紡織業有兩個重要門類：紡紗與織布。這兩者必須保持平衡，生產才能正常。可是在1733年，蘭開夏的一位鍾表匠發明的飛梭，完全徹底地打破了這種平衡。用飛梭取代手工引線，使織布效率提高了幾倍，這樣紡紗的人就趕不上織布的了。這“紗荒”潮讓英國人著實頭痛了整整30多年，直到1765年有位名叫哈格裏佛斯的人發明了“珍妮紡織機”，才算透了口氣。
大胡子哈格裏佛斯每天下班後看著妻子珍妮很勞累地紡著紗，心疼地叫愛妻早些休息。珍妮“哎”了一聲，手一鬆，不慎將紡車碰翻在地，紡車子則仍帶著那隻錠子飛旋著。哈格裏佛斯看著看著，突發靈感：如果把幾個錠子同時豎起來，效率不就可以比橫錠紡紗車快出幾倍嗎？第二天正是星期日，哈格裏佛斯一早起來就幹開了他拿手的木工活計，一台多錠紡紗機很快就在這位英格蘭漢子手下完成。妻子一試，連聲“OK”！為了表示這台機器是給愛妻的禮物，哈格裏佛斯特意把它取名為“珍妮紡織機”。就是這台木工哈格裏佛斯發明的小機器，連我們偉大的恩格斯都這樣評論道：“珍妮紡織機降低了棉紗的生產費用，從而擴大了市場，給工業以最初的推動力。”瞧，小小的“珍妮紡織機”多了不起！
但是“珍妮紡織機”還有更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誕生還導致了無產階級的產生！這聽起來似乎有些唐突，大胡子哈格裏佛斯給愛妻做的一台小小的紡織機怎麼可能與我們偉大的階級、偉大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後來的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聯在了一起呢？隻要我們細細看一下後來因“珍妮紡織機”而引發的一係列工業革命運動，就會明白事實正是如此。
當時在英國由於棉布需求量的增加，織工的工資不斷上漲。因此一些原來織布的工人開始放棄以往兼營農業生產而專司織布業，這樣就在英國土地上出現了第一批無產者。他們沒有了自己的財產，隻靠工薪維持生活。此外，“珍妮紡織機”的問世還促進了紡織業中分工的發展，結束了過去那種紡紗與織布在同一屋完成的生產關係。操作“珍妮紡織機”是個力氣活，男人們就漸漸成了這職業的主導群體。許多家庭往往靠男人所從事的紡紗工作得來的錢維持生活。同時另一些家庭因為買不起“珍妮紡織機”，使用過時的手搖紡織機又無濟於事，於是幹脆放棄手搖紡紗而專門從事織布。這樣紡紗與織布同在一個家庭完成的現象徹底消逝，而替代它的是明顯的職業分工。這種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工業分工，由於各司其專業，使得紡織業生產的專業化程度不斷加劇。而專業化的加劇又極大地刺激了生產力的提高，生產力的提高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分工的更加明顯。共產主義先鋒隊的無產階級也就在這個時候越來越擴大、越來越具自己階級的特征。
“珍妮紡織機”的曆史功績，似乎超越了當時整個英國社會所給予它的評價。它誕生後為人類造就了一個嶄新階級的同時，又大大促進了另一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強大活力，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換的突飛猛進。
隨著“珍妮紡織機”帶動的紗綻日漸增多，以人力作為紡紗動力顯然越來越難以勝任。1769年，理發師阿克賴特，在哈格裏佛斯基礎上發明了能解決動力因素的水力紡織機。這使得整個英國紡織業又大大地往前邁進了一大步，並真正推進了近代工廠製度的出現。所以別看理發師的技術是從一位木匠那兒竊來的（當然畢竟阿克賴特有其自己的創造），但在普遍意義上人們還是一直把他當作英國近代工廠製度的始作俑者，這一點我們的馬克思也讚同。
木匠哈格裏佛斯和理發師阿克賴特的發明，為英國社會帶來的是前所未有的生產革命、技術革命以及後來的社會革命。這三大革命後來由英國發展到周邊國家，直至整個世界。過去我們一直把英國的工業革命歸功在瓦特的蒸汽機發明上，是有誤的。其實瓦特的這一人類性發明，是完全始於“珍妮紡織機”和水力紡織機的基礎上的，而且瓦特的蒸汽機最初應用，也僅是為紡織工業服務。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從“珍妮紡織機”開始，至水力紡織機、到瓦特的蒸汽機，英國社會的一場後來曾影響了整個人類社會的工業革命，就是這樣產生的。
可以歸結為一句話，英國人靠一台“珍妮紡織機”改變了自己，創造了富有，同時它也改變了人類，包括出現了後來像我們的香港被它掠奪走的命運。一台“珍妮紡織機”帶給英國人更多的是文明與進步，對人類也是這樣。
我的主人公——在今天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常熟人，或許自己尚不清楚他們正在走的路，與現今世界上最發達、最富有的國家之一的英國的經濟最初發展模式為何如此吻合！
常熟人自然不會想到，或許他們就根本不想這麼想、這麼比較。但有一點他們應當明白，他們今天在走有自己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探索中，萌生的許多追求，許多舉措，許多創新，實質上都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這就是從實際出發，抓住當地當時自身優勢，把握機宜，最大限度地激發人民對自我價值與自我財富及自我發展所抱有的創造天性、本能追求，並使之成為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動力源。
就其形式而言，今天的常熟人與當年工業起步時的英國人在生產力發展現象上十分地相似。但就其本質而言，則是十分地不同。當年的英國人運用紡織機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而常熟人運用紡織機則是生產關係出現改變時的一種有序進步。但對兩種不同曆史階段出現的同一現象我們可以用同一種結論，那就是不管是昨天的英國人，還是今天的常熟人，他們從自我發展的自我條件出發，同樣依靠一台紡織機的最終目的是一樣的，即為了改變自己的落後，增加自己的財富，從而實現社會的整體進步。
雖然我們不能預計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紡織機，是否也能像昨天的英國人一樣後來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世界命運那樣，令人激動人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常熟人今天手擎紡織機，終有一天也會讓世人所驚殊！事實上這種強大的工業化、商品化、資源化、財富化、實力化，已經從他們身上顯示了出來。隻是過去沒有人這麼講，沒有人這麼去想而已。任何一場深刻的革命都是發展到一定階段才被人們有所認識。常熟人的經驗，或許在更長一些時間後，更能讓人從本質上理解和認識到它對我國社會主義曆史進程所起的某種不可小視的影響力。暫時讓我放棄這種預言，帶著讀者們一起去看一看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紡織機而帶來的那場正在湧動的波瀾壯闊的革命吧。
常熟這場革命的產生，首先與當年英國工業革命始於棉紡業的曆史，有驚人的相似。常熟這個地名始於宋代，當時的官人取名這塊“土壤膏沃，歲無水旱”之地為“常熟”，可謂聰明備至。常熟常熟，常種常熟。常熟常熟，種什麼熟什麼。常熟人富裕首先要感謝先聖虞仲開墾出來的那片讓老天爺都無法拒絕不熟的肥沃土地。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一階段，中國的民族工業開始出現，而早期的中國民族工業，又都以與人們生計十分緊密的日用品工業生產為起點。常熟作為糧棉產地，又近靠上海、蘇州等城市，這時期便出現了一批商人到這裏辦廠的浪潮。如江西籍鹽商獨資27萬兩銀元，於光緒30年在常熟支塘鎮建的“裕泰紗廠”便是一例。此廠占地200畝，所引進的設備都是1888年英國“道勃生”和“漢斯頓”製造的紡織機，其生產規模在中國早期紡織工業可算非同一般。20世紀20年代，又有一批上海、無錫商人到常熟開廠，形成了常熟紡織業工業第二個發展階段。之後是抗日戰爭開始，上海、無錫等城市的工廠又為免受日軍飛機的轟炸而紛紛搬到離城不遠的常熟鄉村，這客觀上又給常熟紡織工業朝前邁進了一大步。
其實上述原因還遠非是常熟紡織業發展的根本因素。常熟紡織業之所以今天能成為當地人民走向市場經濟的“火車頭”，主要還是常熟人自身的條件在起作用。
在常熟的滸浦鎮，人們告訴我一個很有點像18世紀中葉的那個發明了“珍妮紡織機”的大胡子哈格裏佛斯式的人物，不過這個人物是位女性，她叫季根仙。不知是因為她的祖先季陵是宋代名將之故，還是她生來就有靈仙之氣的原因，父母給她起了如此一個名字。根仙生於1884年，卒於1978年，是位有94歲高齡的老壽星。在她的家鄉滸浦鎮大居家宅基，鄉親們為她塑了一尊像，這是常熟土地上唯一一尊老鄉們自發地為一位平民農婦塑的像。在常熟市內，政府也為季根仙塑過像。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上點年歲的人都知道中國的出口創彙產品中有一樣就是在世界手工藝界也享有盛名的“常熟花邊”。而中國的“常熟花邊”的開山鼻祖，便是季根仙這位活了近一個世紀的農婦。
1919年，家境貧困的青年婦女季根仙去上海徐家彙投親，經妹夫介紹，受洗禮加入天主教，後跟教堂一位外國修女學手繡花邊，時約半年。因季根仙心靈手巧，所繡的花邊不但超眾，且在工藝上既承外國之技術，又融中國傳統手工之精華，在質量上堪稱開辟花邊之一代先河。後季根仙回故裏滸浦便開始以刺繡花邊為業，這時總有鄰近姑嫂姐妹結群前來觀賞。因當時刺繡花邊工價較高，且又是手頭針線活，學起來也並不費勁，所以每當季根仙做活時就四周擁滿學藝者。為了讓眾農家姐妹們也能學到刺繡花邊的技術，次年春，季根仙租下白宕橋居氏一大廳開始正式傳授刺繡花邊技術兼營發放業務。由於繡花邊能使婦女們不僅更加心靈手巧，而且有了一門其收入遠超於其它農家副業的本領，所以到季根仙那兒學藝的人蜂擁而至，後又一傳十，十傳百，到20年代初的常熟一帶農村，數以千計的農家婦女都學會了“做花邊”。婦女們農閑在家做，農忙帶到田頭做，也可以在給孩子喂奶時剌上幾針，也可以在做飯等火時繡上幾行。等一張花邊做完交活後，就可以換回數元、數十元現錢。那些手巧的姑娘們三年五載下來由繡花邊得來的私房錢，就足夠辦嫁妝用的了。刺繡花邊的這種效應，使得後來常熟一帶的民間流傳著一種風俗：哪家的姑娘小姐不會“做花邊”，就找不到好的婆家，而“做花邊”快的姑娘小姐則當然成了婚嫁娶親的搶手對象。如此的風俗反過來又大大刺激了花邊業的發展。至解放前，常熟的花邊商行多達300餘家，而在常熟周邊的縣市也出現了數以百家的花邊商行。解放後，由於常熟城內有了獨立的花邊出口業務，鄉鄉鎮鎮也都設立了花邊收購發放站，所以農家婦女們的這種手工藝，便完全形成了一種地方產業，縣裏鄉裏還辦了幾家專門的花邊廠，“常熟花邊”也因此成了國家的一個著名的地方出口產品而享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