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4歲高齡的“花邊皇後”謝世，兩年之後由她自成一派的“常熟花邊”，榮獲國家金質獎。
季根仙的“花邊傳播現象”，看起來似乎很尋常，其實卻深刻地揭示了當地人心靈手巧的天性和特有的商業敏銳性。說到常熟季根仙的“花邊現象”，我不能不在這兒說一說常熟市場經濟中的另一個獨一無二的“小裁縫現象”。所謂的“小裁縫”，在當地是人們對那些靠做衣服為生的手藝人群體的一種稱呼。你可千萬別小看了常熟“小裁縫”。讀者知道有個北京“紅都”服裝店，它生產中國乃至世界一流的服裝。然而“紅都”的“第一把剪刀”是誰，也許沒有人說得上來。常熟人卻可以明白地告訴你：那就是他們的“小裁縫”——田阿桐。
常熟是著名的棉花產區，從明代開始這裏就有了農民自產自用的土布紡織業。土布紡織業日趨成熟後，便出現了一大批與木匠、泥瓦匠並稱當地“三仙”之一的“小裁縫”。特別是20世紀初至解放後，隨著腳踩的“洋機”越來越多地替代手工縫剪之後，江南特別是像常熟這樣的棉區，幾乎村村有一個或幾個這樣的小裁縫。在尚未有市場經濟時，小裁縫完全是一群個體手工業勞動者，他們靠自己的勞動，走東家串西村地為近鄰遠親裁衣縫褲，一天最多能掙得養家糊口的微薄報酬。然而盡管得的是微利，可比起純靠幹農活為生的“田匠”，用今天的話說，那小裁縫就算是“白領人”了。因為他不用曬太陽，不用抓糞灰，而且還能又吃又拿（客家得管飯付工錢）。所以，小裁縫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的蘇南一帶非常吃香，不管是男是女，找個小裁縫做對象在當地可算一門“高攀”的親事了。在這種風俗的影響下，小裁縫就遍地皆是——盡管有的一個月接不上一兩樁活，但這並不影響學裁縫這門手藝的人越來越多。然而到了70年代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江南一帶廣大農民先是有了較好的吃，後來又家家戶戶住進了樓房。人生“吃、住、穿”三件事，到再後來，穿好就成人們生活中的大事了。於是江南一帶的小裁縫，便有了從未有過的大發展和用武之地。
1991年秋，在華東地區爆出了一個令中國紡織業同行們震驚的新聞：常熟小鎮王市在自己的小鎮上舉辦了一個“農民時裝節”。此事在當時不僅引起國內強烈反響，就連外國數家報紙都相繼報道。在人們的印象中，像時裝節這樣極為高雅的服飾藝術的專業盛會，隻有那些高雅人才欣賞得了，非一定水準的大中城市不能舉辦。那些腳上帶泥的“土包子”們怎麼可能搞這樣的活動呢？確實，據說當時有不少人對這樣一個幾乎全是在種棉花的地裏、賣棉花的路上、織棉花做服裝的廠裏舉辦由清一色種棉花的人、賣棉花的人、織棉布做服裝的人唱主角的“農民時裝節”，抱有懷疑。但後來人們發現自己錯了，就像上海大明星張瑞芳所說，她開始便是考慮農民兄弟的麵子才接受邀請的，可到了常熟王市小鎮後這位大明星激動得直掉眼淚。她說她從50年代開始一直演了幾十年的農村婦女，以前一演這種角色，導演就讓穿有補丁的衣服，好像越破就越像農村婦女似的。可今天到了常熟小鎮參加農民時裝節一看，她們人人穿得那麼漂漂亮亮的，我以後再演農村婦女時就可以對導演說，我也要穿漂漂亮亮的衣服上台了。
王市小鎮的時裝節如今已辦了好幾屆，且辦出了名。費孝通先生曾對小鎮時裝節給予高度評價，並寫下“王市小鎮，衣被天下”的題詞。說到王市的農民時裝節，就不能不說支撐這個時裝節的“秋豔”服裝了。而今馳名中外的“秋豔”時裝，就出在這個王市小鎮上。常熟人自豪地向我介紹，他們的“秋豔”作為名牌服裝產品，是江蘇服裝行業最先的一個免檢產品。作為企業集團，它名列全國500家最大經營規模鄉鎮企業前茅，年產值達兩個多億，利稅3000萬元。現有職工1200多人，每天生產5000套成衣，可企業自己沒有一個專職產品推銷員，它的產品年年都是別人追在屁股後麵要。“秋豔”所在地的王市小鎮，現在大大小小共有120多家服裝廠，生意雖沒能都像“秋豔”那麼火，但全是屬於“豐衣足食”。我了解後發現，所有這些廠的廠長是清一色的“小裁縫”出身。小鎮當家人向我透露：王市之所以今天能在激烈的紡織業中獨領風騷，就是因為這塊土地上長期保有一千多名心靈手巧的小裁縫。就拿“秋豔”來說，六位廠級領導個個都是當年的小裁縫。在常熟本地有句很流行的話，叫做“內行當廠長，裁縫打天下”。探究一下常熟服裝業發展的因果，你會發現此話不無道理。
如今已有1.4億資產的“秋豔”集團董事長、全國著名企業家潘炳福，想當年也僅是位吃百家飯的小裁縫。在“秋豔”的本部辦公樓，我與這位馳騁“穿”場的大老板僅有一麵之緣，但就這短短的瞬間，他那雙目光深邃的眼睛給我留下了極深印象。
“你說潘廠長的眼睛？那當然。他厲害的目光是出了名的。”常熟的服裝同行一說起老潘的眼力，無不流露出敬佩之意。
早在1980年初，那時“秋豔”才剛剛掛牌，沒有半點名氣。一次老潘在上海人立服裝商店獲悉：滑雪衫將取代中西式棉衣。當時中國市場上還未出現這種新時裝，但老潘認定滑雪衫必將風行中國市場。於是他果斷決定轉產，並親自南下廣州購料采樣，回廠後與技術人員一起創造性地設計出了一種色彩對比鮮明的獨特的帶帽女式滑雪衫。此款式一投放到市場就風靡上海城。那穿著最講究的上海女人，當年為了買上一件“秋豔”牌滑雪衫，可以請上兩天假去人立商場排隊。據說那年僅人立商場一家，在一個星期內就賣了8萬套這樣的滑雪衫。
都說老潘愛用雙眼去“掃市場”，而且口袋裏還總帶著三件寶：小剪刀、皮尺和計算器。當他的目光“掃”到一個新款式、好麵料時，他就用上自己的“三件寶”，然後回廠開動腦子，用不了幾天就出個讓同行眼紅死的新產品。1983年的一天，老潘又來到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淮海路等地開始“掃市場”，在五顏六色、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老潘從眾多穿中山裝的人流身上敏銳地發現已有一部分人開始著起緊身卡腰、線條優雅的西裝了，可多數中國人當時仍相對保守。取兩者之優，兼顧國人時尚，必勝無疑……老潘一邊走一邊心中已有一種適合中國市場的新服式了。果然不久，上海商場裏出現了一種用中長馬褲呢作麵料，內托全夾，緊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新款服裝一上市，又在上海並很快波及全國地掀起了一股“卡曲熱”。
1984年，老潘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穎滑雪衫；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裝係列；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繡花仿毛、粗花呢西裝及男女風衣係列；
1987年，老潘推出毛呢“飛龍衫”、“木耳衫”；
再後來，老潘每月推出一個新產品，每天推出一個新產品，到現在一天推出三個以上的新產品……
“常熟小裁縫太厲害了！”一位與老潘屢次交手最終便不知如何再做服裝生意的上海服裝商如此感歎道。其實，包括上海服裝商在內的中外服裝界敵不過常熟“小裁縫”的原因是：他們並不清楚現在的常熟小裁縫早已不是過去意義上的那些吃百家飯的小手工藝人了，這些小裁縫他們後麵的牌子都是一個個大企業家。他們之所以在市場上馳騁自如，是因為他們個個都是行家裏手，他們可以自己設計款式，自己決定生產，自己走入市場。麵對這樣的對手，所有一般意義上的服裝商不甘拜下風才怪！
而且，常熟“小裁縫”還有一個更厲害之處，那就是他們敢為天下先的精神。說起這一點，我不得不給讀者介紹另一位常熟“小裁縫”。
他就是以“波司登”品牌而馳名國際服裝界的江蘇康博集團總裁高德康先生。
你也許無法想象一個小裁縫出身的農民所生產的一個服裝品牌就值1.58億元，然而這是事實——對“波司登”品牌價值評估的是江蘇省無形資產評估事務所，這個機構是政府的權威部門。
常熟“小裁縫”高德康的康博集團，是一家以生產羽絨、牛仔等係列產品為主的國家級大型服裝企業，擁有1.25億元固定資產，全套引進美、日、法等國先進的服裝生產流水線，其“波司登”係列產品不僅在國內暢銷，而且遠銷美、德、日、俄等十幾個國家，是國家羽絨製品中唯一免檢產品。1995年康博集團年產值超兩億元，刨利稅2850萬元，列全國縫紉業十強之一。紡織業在西方人眼裏是個即將步入暮年的“夕陽產業”，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夕陽產業”中，我們中國的一個農民，竟把它振興得如此輝煌燦爛。
高德康是常熟白茆鎮人。你別小看這個白茆小鎮，它可是有不少我們中國人值得驕傲的地方。名聞遐邇的“白茆山歌”，不僅是我國東吳文化的發源地之一，還是日本民歌的鼻祖。以小鎮名命名的“白茆塘”，是太湖至長江的重要泄洪道和蘇南水上交通要道。“白茆大米”更是過去皇宮裏的佳肴。現今的白茆依然物產豐富，名流輩出。“波司登”名牌與老板高德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位小裁縫於1975年出師，但不久，“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那種極左思潮對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死寂的中國大地重新開始有了些生機。就在這時，我們的小裁縫高德康不甘寂寞，領著他的11位師兄師弟組成了“康博”的前身——白茆山涇村縫紉組，全部家當是他們自己的8台縫紉機。在開始的許多年裏，像所有常熟“小裁縫”一樣，高德康他們幹的活不是來料加工就是替別人代做活。但後來情況就很快發生了質的變化。
常熟離上海很近，所以上海很多名牌服裝過去一直是采取由上海市內設計——常熟“小裁縫”做工——再回上海市場銷售的方法。以上海為中心的我國南方服裝生產業，幾十年一直沿著這樣的方式，現在還是如此。常熟服裝業今天為什麼會立於不敗之地是有其特殊的區域原因的。上麵已講述過，常熟本身是產棉區，土布交易和服裝自製業的曆史又悠久，小裁縫多就必然造成製服工藝的不斷精細與提高。後來加上像上海這樣文明程度和現代技術水平的國家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城市的新技術、新款式、新思想不斷輸入，常熟小裁縫們的自身素質的提高異常之快。又因為常熟小裁縫的勤學肯鑽，他們與大服裝商的關係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很快由過去的“主仆”關係到後來的合作關係（你上海是設計與市場的老板，我常熟是加工和原料的老板），再後來就變成了我常熟小裁縫是掌握原料、掌握設計、掌握工藝當然也掌握高利潤的大老板，你上海人就隻能當市場銷售的小老板了。
高德康走的就是這條路。
他和他的縫紉組給別人“打工”的時間不算短。後來有兩件事促使高德康從為別人“打工”的小裁縫變成了走入市場的大老板。一件事是他一次帶著自己廠生產的針織滌綸服裝到開封市場銷售，因產品質量過硬，一下全銷了出去。嚐到甜頭的高德康從那起就有了一個信念：應該早日打出自己的產品，盡快結束為人“打工”的局麵。1989年，高德康的“縫紉組”此時也早已在3年前改成了“白茆服裝廠”，這一年他們與上海天工服裝廠聯營並實際由高德康他們唱主角的“秀士登”羽絨服投入市場後風靡華東，被評為“上海市名牌產品”，雙方工廠都獲得了巨大經濟效益。但高德康從自身企業發展出發，開始了更審慎的思考：自己的企業如一直采取與別人聯營，打市場、拿品牌的是別人，而且從經濟角度自己也是拿“小頭”，橫豎自己都是“冤大頭”。不行，這種為別人做“嫁衣”的曆史再不能繼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