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洛幾乎憤怒地寫道：現在的科學“已經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因為按照他的理解，科學真理應該是整合的，它是人性和認知的統一，是真善美的同一，而當今的科學研究卻完全失去了“熱愛、創造性、價值、美、想象、道德和快樂”,這樣，科學本身就是在“撕裂事物而不是在整合它們，從而，科學是在絞死而不是創造事物”。科學成了一種離開了人而自行運轉的客體，主體與客體被粗暴地割裂了。這是當代科學發展的自我異化。馬斯洛提出，這種離開了人的“20世紀西方世界整個思想路線，包括傳統實證主義科學和哲學”都亟待重新審視和批判。像波蘭尼一樣，馬斯洛視實證主義為傳統實證科學的理論依據，因為這種科學哲學把自己裝扮成“道德上中立、價值上中立”的客觀主義，在理論深層支撐著那種非人的科學觀。馬斯洛認為這是一種“偽科學思維”,對此，他喊出了“邏輯實證主義已經死亡”的口號。
首先，馬斯洛讚同波蘭尼的觀點，機械的原子還原論是當代科學病症在方法論上的源頭之一。因為，這種原子論把研究對象割裂為碎片，用原子-靜態論的形式，使科學活動本身變成了一種可悲的標簽化(rabricizing)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研究一種經驗或行為本身，把它們看成是獨一無二的、自具特征的，也就是說，把它們看成是與整個世界上任何其他經驗、行為迥然不同的東西，它們僅僅是這一或那一經驗類別、範疇或標題中的一個例證或代表。這樣，科學就不再是真正的認知，而是一種給原子或事實例證貼標簽的機械過程。也由於這種“標簽化是一種部分的、象征性的，有名無實的反應，而不是一種完整的反應”,科學本身就被破壞了。②馬斯洛指出：原子論的思維方式是某種形式的輕微的心理變態，或者至少也是認識不成熟症候群(syndrome)的一種症狀。馬斯洛曾經以自己在畫廊中的某種無意識的隱性心態來說明“標簽化”的錯誤。他發現如果觀眾如先要看作者的姓名牌子而不是先看畫，那就不能真正去領會欣賞而是分類。例如，有一次馬斯洛在畫廊中看畫，先是看到一幅著名畫家勒努瓦的畫：“是的!一幅勒努瓦的畫，非常典型，沒有什麼了不起，容易認出來，沒有什麼引人注意的，沒有必要研究它(因為我已經‘熟知’它),沒有什麼新鮮的。下一幅是什麼?”另一次，當馬斯洛未看姓名先看畫，情形則不同了：這是“一幅極漂亮的畫”,此時，馬斯洛“真正是在看並真正在欣賞”,然而當馬斯洛再去看作者的署名時，卻吃驚地發現它竟出自一個極不時髦的作者甘斯波羅的手筆!馬斯洛說，假如他先看了作者的名字，他或許竟不會看畫本身，因為在他的頭腦裏裝的是先驗的分類和排列係統，他早已判決，甘斯波羅不會帶給他任何樂趣，是不值一顧的。對此，我們可以設想在同時觀賞齊白石、徐悲鴻的並非上乘的作品和無名之輩的佳作時的心態。
其次，馬斯洛抓住了一個科學主義病症中的重要問題，即方法中心論。方法中心論把“科學與科學方法混為一談了”①。在這種科學觀中，科學的本質在於它的儀器、技術、程序、設備以及方法，而並非它的疑難問題、功能或者目的。人們往往將技師、設備操縱者，而不是“提問者”和解決問題的“人”推到科學的統治地位上。在科學活動中，過分注重數量關係，並將其視為目的；讓自己的問題適應自己的技術，而不是相反；將科學分為等級，刻板地把科學劃分為各個部門，在它們之間築起高牆，使之成為彼此分離的疆域。我們應該注意到，波蘭尼雖然試圖用方法上的個體性來說明科學的人性，但他始終也沒有跳出這種方法中心論的泥坑。在這一點上，馬斯洛有他非常深刻的一麵。馬斯洛曾十分生動地拿這種片麵的科學方法作了一個比喻。他列舉了一部精巧而複雜的自動洗汽車機，能把汽車刷洗得很漂亮，但它隻能做這一件事，任何別的東西進入它的掌握後都隻能像一部汽車那樣接受洗刷。馬斯洛說：“假如你所有的唯一工具是錘子，那就會誘使你把每一件東西都作為釘子來對待。”①
最後，馬斯洛也反對科學中的客觀主義傾向。他認為科學過去不是，現在不是，並且也永遠不可能是絕對客觀的。科學無法完全獨立於人類價值，科學永遠隻能是人類主體的科學。這是因為，
科學是人類的創造，而不是自發的、非人類的、或者具有自身固有規律的“物”(perse“thing”)自體。科學產生於人類的動機，它的目標是人類的目標。科學是由人類創造、更新以及發展的。它的規律、結構以及表達，不僅取決於它所發現的現實的性質。②
所以，科學本身就是建立在人類價值觀基礎上的，並且它本身也是一種價值係統。人類的感情的、認識的、表達的以及審美的要求，給了科學以起因和目標。所以，簡潔明了、用語精煉、優美雅致、樸素率真、精確無誤、勻稱美觀，這類審美需要的滿足不但對工匠、藝術家或哲學家是價值，對於數學家、物理學家同樣也是價值。
總之，“在人之外的全部價值的源泉全部崩潰了”。那種離開了人而存在的物的科學觀也崩潰了。③科學隻能是人的科學，必須使“科學重新人性化”(rehumanizing),這也是新時代的口號。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