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體係在這些發現中得出了“真正具有革命意義的結論”。馬斯洛認為，正是他的這種科學人本主義理論才是新的管理科學的真實思想基礎。
這也就是說，我們的新管理科學宗旨，不是像傳統管理學一樣，把人作為物和機器來看待，而是要把人作為人來管理。人不同於物的根本點，就在於他有自己的內心世界，有物質需要之上的主觀需要。所以，現代管理學變革的質點是還管理學應有的人性。當然，這不是一種抽象的倫理說教，更不是一種非科學管理方法的複辟，而是能夠與科學管理方法，現代生產水平直接融合的科學人本主義管理原則。
馬斯洛在此把新的價值體係支配下的“優賽琴”管理(Z理論)與舊的管理體製(包括麥格雷戈的Y理論)做了一個感性的經驗對比(又是臨床診斷)。
十分顯然，從馬斯洛的邏輯出發，他並不完全讚成麥格雷戈的觀點。因為在馬斯洛看來，X管理在低層次的社會生活中是完全必要的，而關注人的Y理論不過是X管理之上的一種發展。按照他的思路，Y理論重視人是對的，但不應排斥生產中必要的X,二者應該在生產中從更高的層次上整合起來，這就是他的科學人本主義的管理觀——既重視物又重視人的Z理論。這是我們管理學界應該注意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認為，馬斯洛的“優賽琴”管理(Z理論)是對現代科學管理整合趨向的重要理論論證，我們無須去驗證馬斯洛的Z理論在生產中有多少成功的實例，因為當代科學管理發展本身已經證明馬斯洛的思路是合理和現實的。
今天，現代化進程使與生產經營相連續的管理科學在中國得到迅速生長。進步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中國的管理科學特別是生產經營中的管理方法實施現狀又有令人擔憂的一麵。我們不難看到，管理科學是被混合引進的，人們忽略了管理科學作為實證方法是隨著生產本身的現實發展而遞進的，社會化大生產必然有泰羅和韋伯，自動化生產的一定階段又生出麥格雷戈和馬斯洛。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是不會有“豐田精神”和法國工人的“民主管理”的，人學管理是高層次的科學要求。①
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屬初級階段，嚴格地說，中國人需要的首先是反對個人主觀偏好的主體管理(小生產為基礎的“人治”),要向科學管理的泰羅-韋伯時期進軍。必須特別注意，管理方法是生長在特定生產水平之上的，它無法被抽象地移植，再先進的管理落在低下的生產實際運轉中，唯一可能的結果是：變形為貌似新東西的舊貨色。這幾年，中國企業改革中的某些怪現象都需要從這裏去思考。這是客觀經濟發展進程決定的。因此，如果我們離開一定的生產實際狀況去照搬馬斯洛的人學管理，出現的很可能是“Z理論”與中國傳統小生產那種主體經營術的可悲的畸形結合。
不同於文化領域，我們的實踐進程更需要冰冷的科學理性，而不是主體顫動的酒神精神，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十分清醒。當然，科學的管理隻能在生產運行的土壤中真實地生長出來，而不能是外在的形式上的移植和表層塗抹。我們的目標可以是馬斯洛主張的那種既重視物又重視人的整合管理，但實際的運轉隻能是從X走向Y(從小生產的人治管理趨向泰羅的X理論是曆史的進步!),Y理論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一定階段上的產物，人隻有認識了生產規律，才可能自覺地科學地活動，這也是從必然到自由吧。在這裏，馬斯洛的Z理論隻能是某種邏輯導引。
同時，中國的現代科學管理方法隻能在中國人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中胎生出來，活剝生吞地搬來一些西方人的術語是無濟於事的。我覺得，日本人在管理學中對老子、孫子之道的神用是值得我們去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