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至汴州（今河南開封），李商隱步出船艙，看著這片他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
汴州和徐州都是險要之地，控製著汴河到黃河的入口。據《舊唐書》，唐雖定都關中，而財賦所出則在江淮。按當時形勢，最能斷絕漕運者有兩個地方：徐州，“徐州咽喉，據江淮運路”；汴州，“大梁襟帶河汴，控引淮泗，足以禁止山東”。最終，朱溫以汴州為基地，滅亡了唐朝，建立了後梁。當年李商隱在此送別李郢，作了《板橋曉別》：“回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戶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也正是在這裏，他聽聞妻子王晏悅病重消息，星夜兼程往長安趕。
11．商山隱者
“商山隱者”是李商隱取名的本意。812年，李商隱出生的時候，父親李嗣正擔任獲嘉（今河南新鄉）縣令。李嗣給兒子取名“商隱”，這是取自秦末漢初商山四皓的典故。
商山位於京師長安城南，因戰國商鞅食邑於此而得名。秦朝建立後，秦始皇選拔了七十名博士資治理政。秦末大亂，其中四名博士跑到商山岩居穴處，由於他們須發皆白，時稱“商山四皓”。
漢朝建立後，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禮聘商山四皓出山，他們堅辭不出。後來，劉邦寵愛新歡戚夫人，想廢掉原配呂後所生太子劉盈，改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呂後聽從張良計策，請求四皓幫忙。四皓知道劉盈好儒，遂出山相輔，在筵席上侍立在劉盈身邊。劉邦見四皓為劉盈所用，知道太子羽翼已成，隻好放棄廢立之念。劉盈後來順利繼位，是為漢惠帝。四皓功成身退，回商山繼續隱居。
李嗣給兒子取名“商隱”，也許是希望李商隱長大後能夠像商山四皓那樣有德有才、不求聞達、功成身隱吧？李氏的先祖李聃強調“功成而弗居”，“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李商隱3歲左右，李嗣受聘為浙江東西兩道觀察使幕僚，李商隱隨父親在浙東越州（今浙江紹興）、浙西潤州（今江蘇鎮江）生活，所以他對江南並不陌生。在父親的教導下，李商隱自幼飽讀詩書，“五年誦詩書，七年弄筆硯”（《上崔華州書》），沾染了江南的靈秀之氣。
小時候，李商隱讀到本朝史學家劉知己的《史通》，還有他的兒子劉迅所著《六說》，牢牢記住了裏麵的話：“是非係於褒貶，不係於賞罰；禮樂係於有道，不係於有司。”他對於《春秋》等經典所揭示的道理，久羨懷藏，手書口詠，不隻是把它當成學習材料，也想著將來作為處理社會事務的指導。
長慶元年（821年），李商隱10歲。這時，晴天響起霹靂，父親病逝。此前，他從未覺得死亡離他這麼近。作為長子，他身穿孝服，侍奉母親，帶領姐弟，千裏迢迢把亡父的靈柩運回滎陽安葬。祖父墳墓也在那裏。
當時，由於千裏歸葬，家財耗盡，他家一貧如洗。“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祭裴氏姊文》）又因為守喪，他和弟弟羲叟不能做工，也不能去學校學習。羲叟這個名字，也是李嗣取“伏羲時隱者”之意。
李商隱後來在《祭裴氏姊文》回顧這段時光說，自己十歲左右，正是跟著老師讀書的年齡，父親不幸病逝，他親自扶著父親的棺材，舉著引魂幡，把靈柩運回家鄉安葬。四海雖大，卻沒有他的立足之地。離開家鄉那麼久，也沒有一個親朋可以依靠。他把父親葬在滎陽壇山祖墳裏，全家就如同逃亡流散的遊民，因為他們沒有戶籍，無所歸屬。等到守孝三年把喪服脫掉，吃飯的問題就迫在眉睫。自己是家中長子，需要馬上找工作養活母親和全家。後來勉強在鄭州落籍，名字登記在鄉下，隻能靠幫人抄書舂米賺錢，一天天地挨下去。
按照唐代風俗和製度，李商隱為父親守喪三年。禮教規定，父母死了，子女一般守孝三年。如果自己有官職，一般要停職回家守孝，到三年守孝期滿再重新任職，稱作起複。父母死了，唐代以前兒女要廬墓守喪，到了唐代一般不再這樣做，不過也有人為了表達孝思而廬墓的。李商隱的堂叔李處士就曾為父親廬墓守喪三年。而柳仲郢的祖母去世後，父親柳公綽曾經三年不沐浴。
長慶三年（823年），李商隱十二歲。三年孝滿，父喪解除，為維持生計，他們就搬到鄭州，在那裏占籍為民。
李商隱的祖籍是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史記》載：“河內謂懷州。”隋設河內縣，為懷州治所。唐朝先後在濟源設置懷州，後改為河內郡，後又複名懷州，以濟源還懷州。
李商隱也常常提到懷州河內。比如他在《劍州重陽亭銘並序》末署名“太學博士河內李商隱撰”，在《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中說：“我家在山西。”
李商隱的高祖李涉曾任美原（今陝西富平）縣令，曾祖李叔恒曾任安陽（今河南安陽）縣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今河北邢台）錄事參軍。從祖父那輩，李家遷到滎陽（今河南滎陽）。
李商隱把滎陽作為自己的故園：“滎水之上，檀山之側，汝乃曾乃祖，鬆檟森行。伯姑仲姑，塚墳相接。”（《祭小侄女寄寄文》）“檀山滎水，實惟吾家。靈其永歸，無或棲寓。”（《祭裴氏姊文》）“為邦屬故園”。
滎陽是曆代兵家必爭之地，東有鴻溝連接淮河、泗水，北依邙山毗鄰黃河，南眺中嶽嵩山，西過虎牢關接洛陽、長安。隋朝改滎州為鄭州。唐朝改鄭州為滎陽郡，後在鄭州置東畿觀察使。
唐朝高宗時期定洛陽為東都，武後時改東都為神都，後保留上都京兆府、東都河南府、北都太原府。《周禮》疏：“郊外曰甸，百裏之外，二百裏以內。”當時，鳳翔距上都長安三百一十五裏，稱西郊；華州距上都長安一百八十裏，稱近甸；鄭州距東都洛陽二百八十裏，是東都之畿甸。
在鄭州，他找了一份抄寫公文的工作。當時書籍、公文保存的主要途徑是抄寫。在上古時代結繩記事，以後發明了象形文字，用甲骨作為書寫材料，後來又把文字寫或刻到木片、竹片上，用繩穿起來，稱作竹簡、木簡。
據說，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一天要看一百多斤重的簡牘。西漢東方朔用三千多根木簡寫了一封信，漢武帝花了兩個多月時間才看完。東漢宦官蔡倫創造了用樹皮、麻頭、舊布、漁網等作為原料製造出來的紙。隨著紙張的推廣普及，東漢至南北朝時期，圖書大量湧現，抄書就成為一種社會十分需求的職業。
從甲骨文刻字，到雕刻在青銅器上的花紋和文字，再到刻石刻印，將石碑及其他石刻文字用紙、墨捶印出來，本朝已經出現了拓印這種新技術。
盡管如此，書籍傳播和公文印製仍然跟不上社會需求。政府公文分發到各地各級機構，都需要雇人抄寫、校對。本朝剛建立時，朝廷裏有二十名校對員和一百名抄寫員，後來都遣散了，專門雇用社會人員抄寫。他在鄭州找到的就是這樣一份工作。
後來李商隱的母親病逝，與李嗣合葬於滎陽。這時，家族中隻有李商隱一人為官，“曾孫商隱，以會昌二年由進士第判入等，授秘書省正字”［《請盧尚書撰曾祖妣誌文狀》（題下原注：故相州安陽縣姑臧李公夫人範陽盧氏北祖大房）］。
在為母親守喪期間，從會昌三年（843年）開始，李商隱四處奔波，將姐姐、侄女和散落各處的親屬遺骸遷葬滎陽。李商隱全力策劃並籌措經費，具體的營葬事宜則由弟弟羲叟辦理。
李商隱曾經親往尋訪裴氏姊當年在獲嘉的具體墓址，他的這個姐姐新婚不久就被遣回娘家，十九歲鬱鬱而死，葬於獲嘉，當時李商隱剛出生不久。正式遷葬滎陽壇山時，李商隱未能前往，由羲叟辦理具體營葬事宜。“至會昌二年，商隱受選天官，正書秘閣。將謀龜兆，用釋永恨。會允元同謁，又出宰獲嘉，距仲姊之殂，已三十一年矣。”“卜以明年正月日歸我祖考之次，滎陽之壇山。”（《請盧尚書撰李氏仲姊河東裴氏夫人誌文狀》）
李商隱寫了祭文：“嗚呼哀哉！靈有行於元和之年，返葬於會昌之歲，光陰迭代，三十餘秋。得不以既笄闕廟見之儀，故卜吉舉歸宗之禮？不幸不佑，天實為之。椎心泣血，孰知所訴！”“即五服之內，更無流寓之魂；一門之中，悉共歸全之地。”（《祭裴氏姊文》）
劉稹之亂平定後，羲叟把妣盧氏從滎陽遷往懷州雍店之東原，歸附於曾祖安陽君。雖然原來也曾卜於正月，但是因為劉稹叛亂，等到八月才由滎陽壇原將靈柩遷往懷州。又從獲嘉移裴氏姊靈柩，從濟源移侄女寄寄，葬於滎陽壇山。又將徐氏姊遷往景亳（今河南偃師）與徐姊夫合葬。經過這番歸葬親屬，經濟拮據，不得不再次移家。
李商隱出生於號稱大族的衰門，從曾祖父起，連續幾代都是寡母孤兒，形影相吊。至此，李商隱家族“五服之內，更無流寓之魂；一門之中，悉共歸全之地”（《祭裴氏姊文》）。
《舊唐書》稱李商隱“尤善為誄奠之辭”。李商隱祭奠自己親友所作的祭文，可謂情誼深厚、痛心疾首。同時，他還代人作了許多祭文。
由於李商隱從小就感受到漂泊的艱辛，從3歲隨父親浙水東西，半世漂泊，直到臨終前，其實一生都是在漂泊中度過。將作者自身的不幸遭遇深深糅合進去，他又擅長設身處地感受對方的悲痛，而相似的經曆也往往引起他的共鳴，從而流露自傷之情。如：“汝夫文章，播於友朋。身否命屯，久而不第。郎寧、合浦，萬裏乖離。”（《為外姑隴西郡君祭張氏女文》）
再比如：“書斷三湘，哀聞五嶺。天涯地末，高秋落景。”（《為滎陽公祭呂商州文》）“舉無遺算，仕匪遭時。何茲皓首，不識丹墀。”（《為司徒濮陽公祭忠武都押衙張士隱文》）這裏麵的“身否命屯，久而不第”“何茲皓首，不識丹墀”說的又何嚐不是李商隱自己。
祭文這種直麵死亡的文體，正好成為李商隱寄托內心悲哀的載體。正如他的詠物詩中都有自己，他從別人的不幸想到了自己的經曆，擴大到對人生命運的思考。同時，他的祭文能夠將生命的悲哀上升到命運的悲哀、時代的悲哀，因此具有更深的意義，從而使祭文這種文體實現了形式與內容的最好的結合，開拓出了文章的境界。
比如《祭徐姊夫文》：“嗚呼！以君之文學，以君之政術，幼以自立，老而不倦，亦可以為君子人矣，君子人歟？而不即清途，不階貴仕，此其命也，夫何慊焉？”
這是為別人打抱不平，也是為自己打抱不平。他總是從別人的命運想到自己的命運，他的祭文也成了自己不幸的真實寫照，甚至是讖語。
李商隱尤善為誄奠之辭，但是對至親之人，對父親、母親、妻子，是沒有祭文的。
羲叟特善古文，屢次規勸他放棄今體仍作古文，不要把才能浪費在四六文上。而他充當幕僚，總是奉命撰稿，行文完全受製於人，不能隨便發揮。父親給他取名“商隱”，給弟弟取名“羲叟”，是早已預言了他們的命運。羲叟後來中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曾任河南府參軍，正八品下階小官。
12．跟堂叔學古文
跟堂叔學古文，是少年李商隱喪父後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本來家境貧寒，無處讀書，恰巧，本家有位堂叔李處士那時正住在滎陽壇原。堂叔專門研究古文，順帶教授李商隱和弟弟羲叟古文寫作技巧，“親授經典，教為文章”（《請盧尚書撰故處士姑臧李某誌文狀》）。
堂叔的父親曾任皇郊社令，負責在京城郊外祭祀天地。堂叔18歲時，就通《五經》，曾入太學學習。唐貞觀元年（627年）將國子學改稱國子監，同時成為獨立的教育行政機構。《舊唐書》有載：“凡六學，皆隸於國子監。”其中，國子學招生三百人，“教文武三品以上、國公子孫，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太學招學生五百人，“教文武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者。教法並如國子”。
堂叔在父親生病以後就退出太學，陪侍父親回到滎山養病二十多年，直到父親去世。堂叔在滎陽壇原安葬父親以後，就在墳邊結廬守孝，發誓終身不仕。
那時，堂叔的重表兄崔戎等都勸他參加科舉考試，堂叔堅拒不出。當時的標準教材是《五經正義》。堂叔守喪時間，更加精研《五經》，一一注疏，溯本追源，嫻熟無比。由於堂叔韜光養晦，閉廬不出，所以社會上多不曉得他。
堂叔譯注撰述之餘，還擅長賦論歌詩，作了數百首舊體詩，味醇道正，詞古義奧，隻是他從不作社會上流行的今體詩。
隨著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土，詩也向著格律嚴整、講究平仄發展。南朝齊梁間，聲律開始形成。漢魏時代那種樸素古直、句式散行、描寫簡單的詩歌，被格律嚴謹、對仗工巧、音色經過細膩雕琢的新的詩歌形式壓倒，再加上南北朝樂府，共同彙成了本朝詩歌剛柔相濟的風格。
今體詩由本朝初年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初創，宋之問、沈佺期完成五律格律，杜甫的祖父杜審言完成七律格律。《新唐書》稱：“詩至沈、宋，始可稱律，前此皆偶合耳。”
與此同時，詩人受到對偶、平仄的限製，大多把注意力放在詩歌的形式上。今體詩的發展出現了過於講究形式的傾向，而缺少古詩那種古樸渾拙之美，所以陳子昂起來提倡複古。
杜甫把今體詩推向極致，而李白一生多寫古詩。堂叔追求遺世獨立的高古之風，他最早接觸到的詩歌教育就是以高古之風為貴的。
堂叔還精通書法，通曉石鼓文和篆文，以及蔡邕、鍾繇的八分書，正楷散隸，鹹造其妙。堂叔跟別人通信，從不親自下筆，都是口述內容，由別人代寫。隻有一次，堂叔為亡父造福抄寫佛經，刻在墳墓石碑上。前去摹寫碑文的人絡繹不絕。後來，堂叔用一輛鹿車——人力推挽的小車載著石碑，拉到香穀佛寺之中，藏在古篆眾經之內。堂叔的隱跡藏形，大都是這個樣子。
有一次，堂叔從淮海回滎陽，途經徐州，遇見主帥王智興。王智興在少年時即以驍勇果敢著稱，後拜武寧軍節度副使，借率軍討伐河北叛軍之機奪取了節度使崔群的位子。朝廷無力征討，隻好順水推舟任命他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當時有人向王智興推薦堂叔，他就盛情款待，想留堂叔在徐州幕中效力。堂叔鄙視王智興對待崔群一事，就跟王智興說：“從公非難，但事人匪易。”堂叔長揖不拜，拂衣而歸，回到滎陽，繼續給他和羲叟講書。
李商隱的大多數駢文與其詩歌相似，精工華美、喜好用典，但其哀祭文雖是駢體卻較少用典，也不似章表書啟的語句艱澀難懂，隻是用平常話語敘述追思往事，抒發哀感。
李商隱跟隨堂叔學習書法，練就了很好的“童子功”，尤其喜歡臨寫王羲之的小楷《黃庭經》。到鄭州後，他學的一手好字派上用場，抄書所得成為家裏主要經濟來源。
此外，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土，經過玄奘西天取經，至武後時代蔚為壯觀。佛教經典浩瀚，人們祈求平安，社會上雇人抄寫佛經也就十分流行，書寫要求工整易識。
李商隱的幕主柳仲郢是柳公權的侄子，精於書法。《舊唐書》說，柳仲郢抄書甚多，“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又《文苑》說，柳仲郢性格嚴謹，即使寫給子弟的書信和吏曹的簿領，也不曾用草書。他對人說：“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
《河汾燕閑錄》說，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這是印書的開始。明末胡應麟作《少室山房筆叢》，也說雕版印刷始於隋代。日本《國華》有敦煌所出隋代大業三年（607年）佛畫，原注：“雕版色摺。”這是印本。這些都說明，印刷術很可能在隋代就開始了。
唐代玄奘印普賢像以施四眾。元稹為白居易詩集作序也稱：“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白氏長慶集序》）其中，模勒就是印刷。這些說明，唐代印刷術已經很流行了。
但是印刷術初興的時候，手寫之事仍不能廢。《舊唐書》說由於經籍亡逸，朝廷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令繕寫。數年間，群書略備。《新唐書》也說，貞觀年間，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舊唐書》又說，太宗命秘書監魏征寫四部群書，別置讎校二十人，書手一百人。唐代的門下省、秘書省、史館、著作局、司天台、弘文館、崇文館、集賢院，多有楷書手、拓書手、書直、裝書直、裝潢直、造筆直、熟紙匠等人。
《舊唐書》說，蕭銑少孤貧，傭書自給；王琚傭書於富商家。李商隱幹的活就是“傭書”，抄寫公文或佛經。
此外，李商隱還和母親、姐姐買進帶殼的穀物舂成細糧後轉手賣掉，“傭書販舂。日就月將，漸立門構”（《祭裴氏姊文》），以此維持家裏生計。
長慶四年（824年），他13歲。冬天，韓愈去世，享年57歲。他跟著堂叔學習古文，深受韓愈為文風格影響。古文在當時屬於小眾文體。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公文文體是六朝以來的今體駢文，韓愈偏偏逆潮流而上，提倡古文反對駢文。他的理由是，駢文容易使人對文章的形式美傾注過多的精力，以至於犧牲內容以迎合形式。他後來寫的古體詩《韓碑》，“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全是仿照韓愈的以文為詩。
這同韓愈的《平淮西碑》思路是一致的。韓愈記平淮西吳元濟事，先從憲宗寫起，寫憲宗和宰相裴度的決策，把李愬雪夜襲蔡州擒吳元濟的事寫得很簡單。這導致李愬憤憤不平，他的妻子安公主之女入宮訴碑文不實，詔令磨平韓愈碑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寫刻石。
他讚賞韓愈的寫法，後來作了《韓碑》。他認為應該強調憲宗與裴度的君相決策，憲宗之英明果斷、專任裴度，及裴度的決策統帥之功，是取得勝利的關鍵。這也是他在根除藩鎮割據叛亂問題上的一貫主張。
這首詩表層意思是為了頌揚韓碑，深層用意則在強調君相協力，堅持平藩伐叛方針，以期國家的統一與中興。他指出國家之治亂，係人而不係天；宰相是否得人，尤為治亂成敗的關鍵。《隨師東》裏就有這樣的觀點：“但須，豈假。”這和他將國家治亂歸於君相的賢明，特別是中樞是否得人的一貫主張是相合的。
會昌年間，李德裕在武宗支持與專任下，力排眾議，堅主討伐劉稹，並取得澤潞戰役之勝利，與憲宗專任裴度，取得淮西之戰勝利，情況極似。其後宣宗繼立，李德裕等會昌有功舊臣均遭貶逐，亦似推碑事件另一形式之重演。《韓碑》可能寓有現實政治感慨。
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中評價這首詩說：“此篇意則正正堂堂，辭則鷹揚鳳翽，在爾時如景星慶雲，偶而一現。”這首詩成功地用不入律的七古進行敘事，在七言古詩中迥拔流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