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
老舍（舒慶春，字舍予，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城市貧民的家庭。父親是一名保衛紫禁城的護軍，老舍兩歲的時候（1900年），八國聯軍打北京，他父親在保衛皇城的戰鬥中犧牲。父親死後，全家隻有靠母親給人家縫縫補補掙錢糊口。老舍後來上學讀書一直是靠一位樂善好施的劉大叔（後來當和尚，號宗月大師）救濟，他還曾因交不起學費而從北京市立第三中學轉到了免費供應食宿的北京師範學校。1918年畢業後，20歲的老舍先是做了小學的校長，後來又被提升為勸學員，算是公務員，生活上相對有保障。老舍的生活經曆決定了他與其他五四一代作家有區別：他不像那些接受了現代教育的留洋學生，骨子裏充滿反叛情結，貧窮的底層市民得到工作就特別珍惜，也很容易滿足，每個月一百塊的薪水也使他能夠過上比較豐裕的生活，除了孝敬母親外，老舍說：“我總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點錢去不能把自己快樂的與世界上的某個角落發生關係。於是我去看戲，逛公園，喝酒，買‘大喜’煙吃，也學會了打牌。”[1]他對小市民的生活極其了解，三教九流都認識。獨特的下層生活經驗使得老舍的創作也成為新文學史上的一個異端。
我們講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立場，但老舍與這樣的知識分子立場是有距離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老舍沒有太大的影響。老舍的創作資源來自於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的民間社會，那時中國的民間社會還沒有完全進入知識分子的眼界，他們看重的是西方的文化，所持的價值標準也是來自西方。五四知識分子看到的是一個“現代化”的新世界，並且用這個世界作為參照來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包括批判民間文化。啟蒙主義的知識分子一方麵批判國家權力，一方麵要教育民眾，這是同時進行的。知識分子總是站在俯視民間的位置上討論民間問題，把一個隱蔽在國家意識形態下尚不清晰的文化現象輕易地當作一個公眾問題去討論，這當然很難說能夠切中要害。我讀過一篇博士論文，作者談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魯迅寫鄉村世界，所有小說裏的人物都活動在一些公眾場合，如河邊、場上、街上，他從來沒有進入農民家庭，除了《故鄉》是寫自己家裏，但不像寫普通農民的家庭，魯迅始終是站在公眾場合看農民生活的。像魯迅這樣的作家對農民生活的了解並不很深入，對於民間的悲哀、歡樂的感受也是間接得來的，五四時代的民間敘述往往是給知識分子的啟蒙觀念做注腳的，它們並非是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民間世界的真實展示。
民間總是處在被壓迫、被蔑視的狀態，國家的權力意誌經常強加於民間，使得民間原本的秩序被改變，獨立因素也變得模糊不清，知識分子對它的真正展示其實非常困難。比如長篇小說《白鹿原》，就寫了這樣一個被遮蔽的民間世界：辛亥革命以後，皇帝下台了，族長白嘉軒向朱先生請教怎麼辦，朱先生幫他立了一個村規豎在村頭。當國家混亂的時候，民間社會就用宗法製度取代國家權力，由一個頭麵人物代表國家立法，這有點像上帝和摩西在西奈山定下的戒律，告訴你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這個法規還是代表了國家的意誌，真正的民間最活躍的生命力（如黑娃之流）仍然被壓抑在沉重的遮蔽之下。但是，盡管民間被壓製，民間文化還是存在的，不過它是散落在普通的日常的民間生活中，要真正很好地展示民間，需要像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所說的去“解蔽”，否則知識分子雖然寫的是民間故事，但實際上仍然是變相了的國家意識形態。隻有去掉了國家意識形態的遮蔽，才有可能進入到豐富的民間世界。但這個問題從魯迅到陳忠實，並沒有很好地解決。
老舍是五四新文學傳統之外的一個另類，他獨特的生活經曆使他成為一個寫民間世界的高手。老舍的小說裏所描寫的大都是老北京城裏的普通市民，他筆下的人物活動在山東、歐洲、新加坡等地，但人物的語言、生活方式都脫不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痕跡。北京市民文化與海派文化不同，海派文化基本上是在殖民背景下形成的，石庫門房子裏住的大都是洋行的職員，也就是現在的“白領”，他們向往現代化，向往西方，有殖民地的精神特征；而老舍的市民全都是土生土長的市民，所謂的都市是皇城根傳統下的都市社會，他們本身沒有什麼現代性的意義。但社會在發展，再古老的地域也會有現代性侵入，在新舊的衝突中，老市民因為太落伍而顯出“可笑”，新市民因為亂學時髦也同樣顯得“可笑”。老舍筆下的人物就是突出了那種可笑性。老舍的市民小說裏也有批判和諷刺，但與魯迅描寫中國人的愚昧的精神狀態是不一樣的。“愚昧”這個詞表達了典型的啟蒙文化者的態度，有嫌惡的成分，而老舍的批判就比較緩和，不是趕盡殺絕，而是要留了後路讓他們走的。老舍筆調幽默，他對人物那種“可笑”的揭示沒有惡意，可笑就是可笑，再壞的人也有好笑好玩的地方，老舍對他們也有幾分溫和的同情。他曾經說過：“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別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同情心。有了這點分析，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我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據說，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壞人，可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而好人也有缺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