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老舍這種寫法很為當時的新文學作家所看不起。許多新文學作家都是憂鬱型的，他們胸懷大誌，憂國憂民，往往在寫作中長歌當哭，而老舍這樣一種用幽默的態度來處理嚴肅的生活現象的作法，在他們看來未免是過於油滑的表現。所以直到現在，許多老先生談起老舍總還說他早期的創作是庸俗的，胡適、魯迅對老舍的作品評價都不高，他們與老舍的審美取向、生活取向都不一樣。老舍自身就是市民社會中的一員，他作品中的愛與恨，同市民社會的愛與恨是一致的，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市民階級的情趣。他與五四一代大多數作家很不一樣，後者一般都反對國家意識形態，主張對民間文化要啟蒙和批判。而作為市民階級的代言人，老舍並不反對國家，嚴格地說，老舍還是一個國家至上者。市民階級眼睛裏最重要的是國家利益與國家秩序，國家秩序比利益還要重要，利益太遙遠，而有秩序，才有安定太平，市民才能順順當當地生活下來。張愛玲也是這樣的，她為什麼不寫那個時代的大主題？因為她根本就不看重國家，而看重的是國家秩序，至於這個國家是什麼性質，他們不管。他們骨子裏是國家秩序的維護者。老舍和巴金也是一個鮮明的對照，巴金所攻擊的都是代表國家製度的勢力，他從理性出發，攻擊舊製度、否定舊的社會秩序；而老舍是從感性出發，把他所看到的、感受到的社會、人物寫下來，他的壞人也是普普通通的壞人，像流氓地痞、軍閥官僚，甚至是壞學生，都是秩序的破壞者。
在這樣的傳統文化背景下，老舍對待社會動亂以至革命的態度都是比較消極的。作為一個市民，對社會動亂有一種本能的抵製。老舍是五四一代作家中少有的一個不喜歡學生運動的人。他的小說《趙子曰》寫學生運動，學生們把老校工的耳朵割掉，打校長，破壞公共財物，與“文革”時代的紅衛兵運動差不多。老舍年紀輕輕就做過小學校長，從他本人的立場來看，學生造反當然是不好的。他所謂的壞人，也都是一些不好好讀書、惹是生非的家夥。這也顯示了老舍對那些社會運動的態度。但在長期的文學寫作中，他漸漸地受到五四新文化傳統的影響，開始睜開眼睛麵對現實，他看到了中國社會的糟糕現狀，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狀況，對老舍的刺激很大。他本來是一個國家至上主義者，希望國家安定、有秩序，人民安居樂業，但他看到的情況正好相反，在這樣的心理下，他寫了一部《貓城記》。他放棄了幽默，改為諷刺，開始向五四新文學的啟蒙和批判傳統靠攏，這是老舍第一次嚴厲批判中國社會，這種批判包含了他的絕望；這是一個小市民的絕望：對革命、反革命，統統反對。老舍接受了五四新文學的啟蒙和批判傳統，但又是站在傳統市民的立場上闡釋他的政治主張，結果是兩麵夾攻，左右都不討好。
接著老舍又寫了《駱駝祥子》，這是他的扛鼎之作。老舍曾對人講：“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滿意的作品”，“這本書和我的寫作生活有很重要的關係。在寫它以前，我總是以教書為正職，寫作為副業”，但他教書教厭了，想做職業作家：“《駱駝祥子》是我做職業寫家的第一炮。這一炮要放響了，我就可以放膽地做下去，每年預計著可以寫出兩部長篇小說來。不幸這一炮若是不過火，我便隻好再去教書，也許因為掃興而完全放棄了寫作。”所以這部書也正像他自己所說的，在心中醞釀了相當長久，收集的材料也比較豐富，而且是在比較完整的一段時間內寫出來的，狀態也非常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創作態度有所轉變，“我就決定拋開幽默而正正經經地去寫”，在語言上他也有追求：“可以朗誦。它的言語是活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