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有許多思念，貯於記憶。有時候幾十年的歲月都似一日那樣平凡而重複，於是，記憶的熒屏上殘留的便是一些無價值的碎片，而有些日子盡管短暫，甚或是一瞬，因其意義深重，卻能教人長久緬懷。
1980年3-10月，在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現統稱為“魯迅文學院前身”）度過的日子，雖然為時僅半年，在我，卻是真正“留痕”的歲月。
我上文講所的心情，以往曾有表述：就如饑餓的孩子總是感念於那口果腹的食物一樣，曾被生生砍斷深造階梯的我，對學習，特別是這個不是大學勝似大學的“上學”，倍有珍重之心。故而，開學典禮時，讓我代表全班學員致辭，沒說幾句就淚珠如豆……這情狀，在旁觀者眼裏，甚或有點“幼稚可笑”。但是，幼稚也罷，可笑也罷，我自己是情真意切的。
我上的這一期，後來被同學們戲稱為“黃埔五期”。開辦這“五期”的緣由，從時間上就可了然；那時的表述就是“‘春回大地’以來，重新勃發生機的中國作家協會的又一項旨在‘發現和培養新時期年輕作家’的重大舉措……”話說得有點累贅，可確實是中國作協領導和前輩們苦心的真實寫照。
那時的中國作家協會，本部機關尚在文化部院中的防震棚辦公，條件之差可見一斑。但是，對於培養年輕作家的那番心血，對於我們這班學員的諸般關切，卻是毋庸言喻的。當時出席開學典禮以及後來親為我們授課的，都是文壇上令我們十分敬仰的師長，同學們每人都有指導老師，老師或是前輩作家，或是大學和研究所的著名教授和學者。課程排得很全麵，老師很用心，因為已是第五期，前輩們已有足夠的經驗了。
記得1986年調動搬家時，雖然明知翻撿已屬徒勞，我仍然心猶未甘，瘋尋窮找那兩本在文學講習所的聽課筆記。倒不是說我那不太敏捷的記錄本裏埋藏著怎樣的寶貝，而是我很想追溯那時的盡管一鱗半爪卻令我緬想無窮的“往事”。而且我堅信那都是再也不複有的“瞬間”，它們之所以落到筆記本的紙頁上，肯定都是映照過心屏的珍珠。更何況，拋撒這些“珍珠”的許多“斯人”，已經一個接一個地離我們而去！
文講所的第一任所長丁玲；還有陳荒煤、馮牧、唐因、唐達成、我的指導老師駱賓基；還有雖然不是名義上的導師卻實實在在指導過我的秦兆陽……這列“恩師”的名單，是長長的。他們的文品和道德風範，永遠為我銘記。
文講所第五期的所長是徐剛。徐剛所長和我們直接的接觸和講話不多，雖是有限的幾次，但他的表情語氣卻很生動很有個性，他對黨的文藝事業忠心耿耿而對任何人卻都是謙謙君子的模樣，教我記憶尤深。
文講所有幾位作輔導工作的女教師，印象深的有張玉秋和黎辛的夫人黃懿芬，黃懿芬那總是笑眯眯的溫和與張玉秋那美麗而略帶憂戚的眼神，仿佛是天然的契合。或許她倆在“老師”輩裏特別年輕而又謙遜吧，她們也絕不讓同學們稱其老師。於是，一些男同學就老三老四地直呼其名。還有一位圖書管理員小井，我對這個戴眼鏡的溫厚小夥子印象頗深，是因為我看著他常常像螞蟻壘窩一樣，一天到晚用心用意地整理著圖書館那一點一點多起來的書籍。我對小井一直心存歉意，因為原來答應過要送他一本書而未曾踐諾，而後來我又聽說小井好像已經離開文講所了。
許多同學在這半年的學習中收獲很大，這收獲，自然是指除聽課之外的寫作。王安憶和葉辛就是收獲最豐者之一，他們在此期間寫了不少中短篇。當我見安憶像記學習筆記一樣，在本子上唰唰地寫她的行雲流水般的小說，而後那些流水行雲般的文字又一篇接一篇地發表於報章時，真佩服得無以複加。葉辛也是，寫中篇，他是同學裏頭最早者之一。有了來讀書之前的《蹉跎歲月》打底，葉辛的創作一帆風順，此後一發而不可收。古華的《芙蓉鎮》，也是在文講所最後修改完成的。
我自度是隻笨鳥，一心想的就是來學習，一心又不會二用，因而這半年幾乎未著一字。短篇小說《心香》也是在入學之前剛剛寫完而給《當代》，發表在當年的第二期。但《心香》機緣很好，時值中國作協創辦了《小說選刊》，《心香》有幸成為創刊號的選載作品，記得那刊名還是茅公題寫的。因而當它獲得這一年的全國短篇小說優秀獎時，不能不教我倍感幸運。在學習期間，我的包括了五十年代末所寫作品的第一本小說集《無花果》，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自覺稚嫩，也因其封麵的顏色，我稱之為“描紅本”，正因同學們都不鄙薄，我才一一分送。
我特別想說一說的，是我的同學——若不是賈平凹因故未來而少了他，同班33名同學，在八十年代初的文壇星空，是相當亮麗的一群。記得1985年底全國第四次作代會召開，33名同學有23名是作代會的代表，會議閉幕時又有一個令我們自豪不已的消息：17名當選為理事。別人也許不在意，我們自己就先得意了。於是，在京西賓館的樓房一角，在我們的召集人艾克拜爾·米吉提的一聲口令下，那張“黃埔五期”的合影，23張嘴巴無一不咧作大小“茄子”，盡管也有個別矜持了表情的，但大多數特別是男同學，個個豪氣衝天並頗有“當今文壇舍我們其誰也”之氣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