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是人才定位的失誤。在科學研究長入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科技工作分為上中下遊，用人單位可以依照人才的結構特點，在最近點上切入科技工作，是人盡其才的基本要求。然而，許多單位不顧自身條件的限製，將技術推廣人才逆流而上搞應用與發展研究。如許多貧困地區不將科技工作的重點放在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上，卻熱衷於申請省部級科技攻關計劃，搞技術研製與開發設計工作，不僅誤人誤時，也很難見到成效。世界銀行《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在發展中國家，小學、中學和大學的教育收益率分別為24.3%、15.4%和12.3%。落後地區如果不考慮自身的經濟結構與人才實際需求，就可能造成教育投資的失誤。
（三）人才流失：先饋富國，再肥外企
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動機，其目的總是為了獲得一定的物質利益。一個科技人才的專業成就感在這種強大的物質利益麵前顯得極為脆弱。
首先是來自經濟發達國家的衝擊。1978年～2003年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達70.02萬人，回國人員隻占24.7%，超過75%的留學人員尚未回國。以中科院物理所為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國的人每年都在100人次以上，而目前回來的全部加起來才100多人。全所高級職稱人員700多人，經過這麼多年的流失隻剩400餘人。2002年我國赴美留學生五萬人，相當於我國20所重點大學一年畢業學生的總量，占中國重點大學畢業生的1/5.中國兩所最著名的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高科技專業的畢業生有82%和76%去了美國。目前，我國每年有十多萬留學生被吸引到了發達國家。美國第一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有12萬多人，其中三萬多是華人。矽穀20萬名工程技術人員中，有六萬多來自中國。因此美國的托福考試和“綠卡”被人喻為“人才收割機”。
其次是向跨國公司建在本土的研發機構和外企輸入。登陸中國的跨國公司以優厚的工資待遇、住房、出國旅遊和培訓為條件，吸引著國內人才在國內“流失”。不少人以停薪留職、調動和辭職等形式離開相對清貧的科教文部門，投身於“淘金熱”的洪流中，成為外國公司的本土雇員。特別是參加工作在十年以下的本科以上學曆的高層次人才，這種傾向更為明顯。比如朗訊科技在中國北京設立的貝爾實驗室有400多人，擁有博士、碩士學位者達96%。微軟中國研究院共有研究人員60多名，其中20名研究員有留學背景，40名副研究員大部分都是中國著名大學的博士。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在我國設立了研發機構，開始“就地取材”。目前這些機構已成為跨國公司設在中國的“橋頭堡”，使人才爭奪戰的硝煙燒到了我們的家門口。
（四）人才短視：急功近利，本末倒置
我國科技體製改革以來，許多科研單位未能抓住機遇，在科研資金急劇跌落的情況下，變得一籌莫展。這些部門的負責人在創收工作中未能將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作為創收的源泉，而是手忙腳亂，見錢就幹。結果放著一流的人才，幹著三流的創收。2004年全國3979家研究與發展活動機構，平均8.7位科學家和工程師才有一篇論文在中文科技源期刊上發表。在發明專利的授權中，平均每個研究與發展機構一年隻獲得0.09項發明專利。至2005年，99%的企業仍為零專利。種種跡象表明，由於未落實好科技體製的改革，造成了創收工作對研究與發展的嚴重衝擊，結果造成科技人才資源的極大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