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誰能晃動人才的官本位
亞裏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談道：“起先，如果有人發明了技藝，不管是什麼技藝，隻要超出常人所想，他就自然而然地為大家所尊敬。這不僅因為發明是有用的，而且因為人們認為比其餘的人更聰明、更出眾。”這說明了社會風尚對於人才成長的重要性。然而，長期以來我們民族中“官本位”觀念根深蒂固，積重難返，如中國的倫理文化、宗教文化和算命文化當中就官味十足，極大地影響了人才的孕育和培養。在一些人的價值觀念中，看不到人才創造的價值，看到的隻是人才的占有價值。傳說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看來確實是一個很辛苦的差事。然而大禹在晚年對這個位置仍念念不忘，雖然也搞了“禪讓製”推薦伯益接班，卻也首創了“世襲製”，並為兒子啟準備了打拚的家底，使得啟能夠順利地奪取政權。沒有禹的默許，啟有何能耐？秦時的呂不韋先是經商，繼而做官，後又做學問，就很是讓一些人羨慕。是不是官，官的大小和重要程度早就成了本民族一些人根深蒂固的價值取向。
（一）“官本位”泛濫的原因
其一，當官有優勢。眼下，當官好辦事已成為一種文化陋習，連小學生在一塊閑扯都要比誰的父母官大。據報道，某地一小學五年級的學生當了一個分組長，負責收發三個同學的作業，對其父母說，別看這官小，卻有很多好處呢，那三個同學為了巴結他，都經常從家裏拿玩具和零食給他。據說，班上像他這樣積極要求“進步”的同學很多，老師便在每個小組下麵又設了三個分組，以增加“幹部職數”。在“官本位”的衝擊下，個別人當官不是來為人民服務的，而是奉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腐朽思想，萬事當頭隻替自己打算。孟子講：“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然而現在對一些“雙肩挑”人才限製較少，導致了他們的“贏家通吃”局麵形成，不僅魚和熊掌可以兼得，連燕窩、企鵝蛋和天鵝肉都通吃不誤。因為社會對人才的評價體係都是以官階為本位的，如院士相當於副部級，教授相當於副處級；洋博士相當於正處級，土博士相當於副處級等等。一個科技人員在學術上取得了成績，也是以“官銜”來進行獎勵的。這種誤導，使許多科研人員想方設法去當官，逐步遠離教學、科研和生產等第一線工作。國務院一些部委的科技司長就講過，某些管理人才在“跑部”時，隻提自己的科研項目。在許多媒體開辦的科技名人專訪欄目中，有不少創新人才都談到，擔任行政職務對科研工作有利，指的無非就是當官好辦事。在高校中，銷售教材幾百冊封一個副主編，銷售上千冊給一個主編，已不是什麼新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教材管理者由於職務之便，許多主編、副主編的“應酬”會應接不暇，根本用不著自己爬格子。而科技管理者在申請項目、申報成果和技術開發上的優勢也自不必多言，以至於出現了先做學問後做官、先做官後做學問、邊做官邊做學問等“魚和熊掌兼得”的“複合型人才”。總之，在他們看來做官與做學問是“相得益彰”的。
其二，選擇高收益。相同起點的大學畢業生，如果在省直部門搞行政工作，會相當風光，且一般不到十年時間即可晉升為副處級幹部。若從事科技工作，要晉升到高級職稱，即使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工作，至少也要熬十年時間。在利益的收益上，選擇短跑道現象最為明顯。1996年，我國著名檔案學家、明清史專家、古建築學家單士元由於急病被送到北京某大醫院，由於原職務相當於副局級，沒有資格住進高幹病房，在過道上停了24個小時。一個“國家級的、學術成就卓著的老專家”，會被一把無形的“官本位”尺子擋在門外，這種現象在現實生活中時有發生。人們為了物質利益的獲得，不能不考慮勞動的成本和收益。當一個一心想從社會中撈取好處的人能夠得到官職，比“十年寒窗苦”或一生撲在科技事業上能夠得到更多的實惠，那他有什麼理由不去追求“官本位”呢？
其三，行政優先論。許多管理部門認為，科技人才隊伍是黨政幹部和管理幹部的源泉。在這種理論的影響下，開始了行政工作與科技工作的人才之爭。在幹部隊伍的四化建設上，革命化、年輕化和知識化，無一不是建立在專業化的基礎之上。離開了專業化，知識化就可能文不對題，隔行如隔山。所以，眾多的科技創新人才兼職或改行到領導工作崗位上，很有可能不適應新的管理工作，而且還可能丟掉和荒廢自己的專業。媒體披露，一位參與國家863科技項目的資深教授，從原單位調到北京某高校，覺得當教授沒出路，便開始競聘行政職位，第一次參加該校後勤處處長的競聘，結果落選；之後又競聘該校保衛處副處長的職務，還是落選。上去不容易，下來也很難。近些年來，一些大學的管理層也逐漸認識到了“雙肩挑”的一些弊端，所以在推出特聘教授崗位時，大多數都做出了不再兼任行政職務的規定。我們知道，特聘教授在大學裏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是相當高的，但這仍然吸引不了一批“官迷學者”。某大學有一位在國內學術界小有名氣的教授，幹了一段時間的中層行政職務之後，學校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考慮，動員他擔任特聘教授。當組織上找到他談話時，他大不情願：“特聘教授算什麼？你們可以免我的職，但我不會辭職的。”看來十幾萬元的年薪、數十萬元的科研經費以及配備助手什麼的，壓根兒就不能和“官本位”的魅力相抗衡。由此可見“官本位”的誘惑力和競爭的激烈程度。所以在現實生活中，科技人才特別是科技創新人才幾乎成了一種從政資本，在某種利益驅動下，一些科技創新人才受“官本位”的衝擊，或主動或被動地加入了“官本位”之列，使本來就極為稀缺的創新人才資源更為稀缺，這對於“人才強國”戰略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