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是人才適應標準，還是標準適應人才
（一）人才適應標準——削足適履
由於文憑所蘊涵的知識量僅占人才一生知識總量的10%左右，而且知識與能力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錯位，所以許多人都承認，在一些情況下沒有文憑的人不一定沒有水平，有文憑的人也不見得都有高水平。但是若要否定文憑作為人才選拔的唯一標準，在實施中便失去了可操作性原則，甚至會助長用人上的不正之風。這些同誌認為，現今我國已建立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製度，也有在職人員攻讀研究生學位和破格選拔人才等製度，既然一個人具備了人才的基本屬性，也就不怕這種標準的檢驗，也有必要去適應這種標準。
讓人才去適應標準，眼下這種現象確實存在。前麵講過，吉林省一位農民攻研古文字30年，取得了優秀的研究成果，由於不符合文憑這個標準，隻好在高校的古籍所當臨時工。後來適應了文憑標準，也就被聘為副教授了。據悉，有些副教授、教授實際上已在帶博士生了，為了獲得博導的資格隻好回頭鍍金讀博士學位，就是適應標準的真實寫照。一些地方和學校因為實行了職稱和學位掛鉤，講師要有碩士學位才能評副教授，副教授要有博士學位才能評教授，使很多教師坐立不安，不能一心一意搞教學、科研，隻是先把學位弄到手再說。這樣弄得官員無心工作，醫師無心看病，會計師無心管賬，工程師無心搞產品設計，大家都去奔學位，可謂“過猶不及”。
讓人才去適應標準，是人才圍繞著標準轉，雖然也會使很多人才得到承認，但也會有部分個性較強的人才難以如願，曆史上這類例子也不少。清代經學大師、乾嘉時代皖派代表人物戴震，學術成就世罕其匹，名重學林，中年時期連考了五次就是中不了進士。被康有為稱作“中國西學第一人”的嚴複，在擔任全國聞名的海軍學校教務長和副校長之時，由於在科舉上沒有功名，害羞死了。為了在世人麵前證明自己的學問，嚴複接連考了數次科舉，結果連個舉人也沒撈上。無奈之下隻得喪失尊嚴，用錢捐了個道員的官銜，若在今天肯定是一個“捐款門”新聞。另外，人才圍繞標準轉的做法還會出現為學曆而學習，使學習的功能與目的脫離創新、脫離貢獻，空有屠龍之術，買櫝還珠、擠獨木橋等偏差現象，而且標準與本質之間的誤差愈大，它存在的片麵性就愈大。
或許有人認為，讓人才去適應標準，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正確的，雖然忽視了少部分人的利益，卻是代表了多數人的願望，因而是可行的。事實上，有些問題是不能簡單地按照少數或多數來選擇，前麵我們就曾講過波黑動蕩與戰亂的例子。在中國曆史上，世官製、尚賢製、薦舉製和科舉製都曾經網羅過一大批人才，但也確實誤用了一批和埋沒了一批人才。以科舉製為例，唐宋兩代進士出身的作家占到文學史的2/3份額。到了清代，由於科舉製日益頹廢，選拔人才已淪為一種小楷書法的標準，龔自珍就因為小楷沒有魅力而位列末等。所以清代進士出身的作家占文學史的份額就下降到50%。而現如今的文學史不僅收編了進士作家的作品，同樣也收編了為“少數派”的非進士作家作品，其中就有李白、杜甫和曹雪芹這樣的大作家，難道讓這些非進士作家的作品流芳百世，走向世界不符合全民族的利益嗎？同樣，在西南農業大學沒有拿到學位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使水稻增產數億公斤，難道也是符合少數人的利益嗎？再說不正之風，由於人才標準過於青睞於學曆符號和獲得過程，導致了人力資源的“務虛”加重，社會、學校和個人都相信隻要能獲得文憑，就成了高層次人才，許多研究生速成班和假文憑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講，這裏有尋租的空間，為此導致了嚴重的學界腐敗。
（二）標準適應人才——柳暗花明
與人才適應標準相反的做法，是讓標準去適應人才。遠的如熊慶來推薦華羅庚進入清華工作，近的有1998年北京市突破地域、指標、學曆、資曆等限製，對於高中學曆、外地戶口、無初級職稱者，隻要具備顯著的貢獻，也都評上了高級職稱；上海市隻要能把實驗室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沒有論文也能評為教授，解決了長期以來存在的簡單按學曆、資曆、職稱確定技術職務等級的不合理現象；深圳市開辟職稱評審“綠色通道”，隻要獲得國家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或省級科技進步獎，不受學曆、資曆和外語等資格限製，也不受評審期限的限製，隨時受理評審。上海芭蕾舞團為了上演《胡桃夾子》一劇，引進了在河北打工的小木匠曹燦林，並當作正式職工進行安排。專利證書在中國計量學院已成為大學生就業的通行證。西安交大將導師指導博士生進行論文選題，改為博士生自由選題，即是標準適應人才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