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揚州學派”的基本精神
按照通行說法，劉師培是“揚州學派”的殿軍，其學術根源於揚州先賢之學。那麼，何謂“揚州學派”？它的基本情形怎樣？此類問題便不能不為我們所首先關注。
一、何謂“揚州學派”？
揚州位居江淮之間，大運河縱貫南北，曆史悠久，文化璀璨，向為人才輩出之所，學術素稱發達。清代樸學大師王念孫、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以及劉師培先祖劉文淇等人皆為揚州學者，他們的學術研究不僅成果豐碩，整體質量高超，而且具有一定特色，在當時即產生較大影響，可說是將乾嘉漢學推到了一個高峰。所謂揚州學術，籠統而言便是指這些樸學大師所代表的既具地域色彩又顯主流風範的學術。具體而言，清代揚州府治（乾嘉時期），領二州（高郵、泰州）、六縣（江都、甘泉、儀征、興化、寶應、東台），作為以地域而得名的揚州學術，空間範圍上即指這二州六縣；時間段限上則應從乾隆年間至清末民初，因這段時間的揚州學術才稱得上是有特色的學術；內容上則以清代占主導地位的學術——樸學為核心。
上述對揚州學術的界定，是以這一學術的基本麵貌為出發點的。也就是說，這裏指稱的“揚州學術”是一專有名詞，既非指揚州地區從古至今都存在的學術，也非指整個有清一代的揚州區域學術。確切地講，它指的是當今學界習稱的“揚州學派”所從事的學術。所謂“揚州學派”，早有學者論述，其立論依據在於王念孫、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劉文淇等揚州籍學者以及一些客居揚州的學者相互間大都存在師承關係，有著共同的學術傾向。他們在學術淵源上受吳、皖兩派影響，也可說是從吳、皖兩派分化演進出來，故作為一個“學派”形成的時間稍晚於吳派和皖派，但延續的時間直到清末民初劉師培等人走上學術舞台為止。他們的學術特色為：繼承發展惠棟、戴震學說，將乾嘉考據學進一步推向高峰，並取得總結性成就；對待學術，采取求同存異的態度，反對墨守門戶之見；具有發展變化思想和求實批判精神，並用以分析事物；突破了傳注重圍，開拓了研究領域；等等。[1]張舜徽先生還曾概括道：
餘嚐考論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2]
上述這些對“揚州學派”自成一體的論述不可謂不準確、不充分，但問題在於有了這些因素就是否必以“學派”名之，應該是值得討論的。
什麼叫學派？比較權威的工具書把“學派”一詞定義為“一門學問中由於學說、觀點不同而形成的派別”，或“一門學問中由於學說師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別。如紫陽（朱熹）學派；姚江（王守仁）學派”。[3]這是當今一般意義上的學派概念。由此出發，吳派、皖派、常州學派確可稱之為學派。吳派以惠棟為代表，宗漢學為旗幟的乾嘉學派，也是至惠棟時才正式形成。惠棟是江蘇元和人，他周圍和身後有一批學者，多是蘇南人，如江聲、餘蕭客、錢大昕、王鳴盛等，對惠棟“彬彬有師承之意”，故這些人和惠棟一起被稱為乾嘉學派中的吳派（或惠派）。對該派學術，梁啟超評價道：
惠派治學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漢皆好”。其言“漢經師說與經並行”，意蓋欲尊之使儕於經矣。
蓋謂凡學說出於漢儒者，皆當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則目為信道不篤也。[4]
皖派以戴震為代表。戴是安徽休寧人，屬於該派的學者如金榜、程瑤田等也都是安徽人，另一些學者如段玉裁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雖非安徽人，但或係戴的學生，或推崇戴的學說，亦被公認屬皖派之列。戴震治學“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5]與篤信漢儒經說的惠棟截然不同。王鳴盛曾評論兩者之區別，謂：
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6]
章太炎認為：
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7]
梁啟超進而言之：
戴學所以異於惠學者，惠僅淹博，而戴則識斷且精審也。[8]
可見吳派偏於“淹博”信古，唯漢是好；皖派則求是求真，“識斷”“精審”。而且兩派淵源相異，“戴學從尊宋述朱起腳，而惠學則自反宋複古而來”。[9]故學術觀點必然不同。與吳、皖兩派相較，常州學派更是特色分明。吳、皖皆為古文經學派，共同遵循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治經的學術路向，可謂大學派下的兩個分支學派。常州學派則獨樹一幟，是今文經學的典型代表，學術主張與治學途徑和吳、皖兩派截然不同。常州學派由常州人莊存與開創，莊的外孫劉逢祿和宋翔鳳等人繼承了莊的事業並光大之。莊氏與戴震大致同時，但其治學不是著重於名物訓詁，而是“於六經皆能闡抉奧旨”，“獨得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10]劉逢祿、宋翔鳳等人就更是通過推崇公羊學，尋求經書中的微言大義，並抨擊古文經學“詳訓詁”而“略微言”，顯示出獨樹一幟的特點。
上述吳、皖、常州學派的基本狀況，以今天所謂“學派”標準來看，洵足當之，因它們確由師承和觀點不同而分派。反觀“揚州學派”，卻不具備分派的條件，更多的是地緣因素在起作用。具體來說，在學術師承和觀點上，“揚州學派”皆無可據以分派的獨立性。學界一般認為久客揚州從事著述和講學的惠棟、戴震對揚州學者影響甚大，揚州學者多和惠、戴有直接間接的師承關係，尤其是戴震，留下深遠影響，“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孫、王引之、任大椿、焦循、阮元皆繼承和發展了戴震的思想與方法，汪中則對戴震和惠棟都很推崇，承襲了兩人的學術思想。對戴震與揚州學者的這種關係，身為揚州後學的劉師培感受最深，他曾在《南北學派不同論》中作過具體論述，謂：
戴氏弟子舍金壇段氏外，以揚州為最盛。高郵王氏傳其形聲訓詁之學，興化任氏傳其典章製度之學。……儀征阮氏，友於王氏、任氏、複從淩氏（廷堪）、程氏（瑤田）問故，得其師說。……甘泉焦氏，與阮氏切磋，其論學之旨，謂不可以注為經，不可以疏為注，於近儒執一之弊，排斥尤嚴……亦戴學之嫡派也。[11]
可見揚州學者更多的是繼承了戴震之學，與皖派較為接近，學術師承方麵並非獨樹一幟。當然，眾所周知，揚州學者在靠近皖派的同時，對吳派也不拒斥，而是本著兼容並包的精神吸納兩派之長，從而形成求同存異、不墨守門戶的學術態度，並能以發展變化的眼光看待學術問題，終於使得乾嘉考據學在他們那裏達到一個高峰，取得總結性成就。可以說，兼容並包是對揚州學術特色的最好概括（連治今文經之學者如淩曙也包容其中，這是專治古文經之吳、皖派所無的現象），但此一特色卻並不足以成為單獨立派的依據，因它更多地是指一種學術觀念和風氣，而非一個學派具有統禦性的學說。[12]
考“揚州學派”這一概念之最早出現，當是方東樹在《漢學商兌》中提出的。他說：
揚州汪氏謂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後揚州學派皆主此論，力詆八家之文為偽體。[13]
這裏方東樹是把揚州學者作為論敵而將其視為一個學派的，且《漢學商兌》一書的偏激與片麵某種程度上也使方氏立論的客觀性大打折扣。與之相反，揚州學者本身並不把自己視作一個學派，王氏父子、焦循、阮元等都沒有這樣的議論，汪中雖曾指出揚州地區的學者有獨特的聯係和特點，但也不以學派名之。[14]民國初年，尹炎武作《劉師培外傳》時明確肯定“揚州學派”的存在，認為：
揚州學派盛於乾隆中葉，任、顧、賈、汪、王、劉開之，焦、阮、鍾、李、汪、黃繼之，淩曙、劉文淇後起，而劉出於淩。師培晚出，席三世傳經之業，門風之盛，與吳中三惠九錢相望，而淵綜廣博，實隆有吳皖兩派之長，著述之盛，並世所罕見也。[15]
這段論述除列出揚州學者的學術脈絡外，並未提出分派依據所在，其所揭示的“有吳皖兩派之長”一特點非能成為立派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尹炎武心目中的“揚州學派”殿軍劉師培卻不把自己視作學派中人。劉氏《南北學派不同論》、《近儒學術統係論》、《揚州前哲畫像記》等文多論及揚州前賢學術，但絕不以“揚州學派”名之，反而多方強調揚州學術與戴震的承續關係，如將阮元、焦循、淩廷堪等揚州學者列入擬作之“東原學案”下，[16]儼然視揚州學術為戴學之遺緒或分支，而且特別指出揚州學者“力持學術之平，不主門戶之見”，[17]派別色彩不濃。這表明劉不認可“揚州學派”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