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對“學派”的界定與研究是依據現在一般意義上的學派概念進行的。
傳統意義上的“派”、“家”、“家學”的內涵及界限要比傳統學者及現代中國學者力圖界定的範圍模糊得多。有些時候，一個學派可能是擁有共同的文獻學傳統、地域上的接近、個別黨社思想主張的一致、風格的相似，或這些因素的綜合。在許多場合，一個“學派”僅僅是指為某種組織所作的辯護，這種序列化為某一地區特有的學術活動的中心內容準備譜係或使之係統化。[18]
正是在這種不甚清晰的“學派”概念下，艾爾曼把清代江蘇地區的學者籠統劃分為四派：昆山學派、蘇州學派、揚州學派、常州學派，而且認為揚州學派主要是地理意義上的學派，如以師承來分，隻能視之為蘇州學派和皖派的分支。[19]同樣，也是在這種模糊意義上，與劉師培同時代的揚州後學李詳論及“揚州學派”之源流，所論亦以地域為主，未提及揚州學術特色，把一般認為非屬“揚州學派”的江藩等人也列入其中，並“自笑其偏，然不可不舉示後人，以助談柄”。[20]一旦脫離這一意義而作縝密分析，李詳對“學派”之分便很慎重，似乎不太讚成“學派”的說法，他曾以《說文解字》對“派”字的詮釋證明：“異於正源，本非雅詞”，“古有師法，無所謂派者。有之，自宋呂居仁江西宗派圖始。……一時之好尚，未為定論。”“古文無派，於古有承者，皆謂之派。”[21]
總之，清代揚州地區的樸學研究確有自己的特色，如不加以精密界定，從傳統習慣出發，或從地域觀念出發，稱之為“揚州學派”亦未嚐不可。這裏絕非否定以往對揚州學派的研究，隻不過認為站在今天的高度，應盡量以當代學術的科學立場重新定義一些傳統上的模糊概念，從而便於嚴密的學理闡發。基於此，才以帶引號的“揚州學派”一詞指代這一地域性的學術現象，以示其非為當今規範意義上的概念。[22]
二、“揚州學派”的成就與特色
作為頗具特色的地域性學派，“揚州學派”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張舜徽先生曾把揚州學者的成就歸納為六個方麵：自然科學方麵，哲學思想方麵，專經研究方麵，訓詁名物方麵，辨偽、校勘、輯佚方麵，編書、刻書、藏書方麵，[23]實則核心內容是以經學、小學為主幹的樸學，自然科學、哲學思想的內容也是通過樸學研究來顯現的。這不僅體現在“揚州學派”的主要代表王念孫、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人身上，在“揚州學派”的其他代表如李惇、任大椿、程晉芳、劉台拱、賈田祖、江德量、淩廷堪、秦恩複、鍾懷、顧鳳毛、羅士琳、淩曙、劉文淇、黃承吉等人身上也是如此。這裏僅就“揚州學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貢獻予以論述。
王念孫（1744—1832），揚州高郵人，少年時代即向戴震學習經義，受過文字、音韻、訓詁的訓練，立誌從事“許鄭之學”。晚年自官場引退後，專意讀書，以著述為事。其子王引之（1766—1834）亦自幼起便習聲音訓詁之學，一生治學，以父為師。政事之暇，時與父討論經義，凡有所得，即筆之於篇。父子二人著述甚豐，王念孫有《廣雅疏證》、《校正廣雅音》、《郝氏爾雅義疏刊誤》、《段氏說文簽記》、《王氏讀說文記》、《群經字類》、《釋大》、《方言疏證補》、《毛詩、群經、楚辭古韻譜》、《讀書雜誌》、《王石臞先生遺文》等存世；王引之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太歲考》、《春秋名字解詁》、《字典考證》、《王文簡公文集》等存世。其中最重要的著作為《廣雅疏證》、《讀書雜誌》、《經義述聞》和《經傳釋詞》。這四部合稱為“王氏四種”的著作，被公認為乾嘉學術的代表之作。由此，王氏父子得到眾多讚譽，如阮元便一再稱道說：
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24]
我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懷祖先生（王念孫）家學特為精博，又過於惠、戴二家。先生經義之外，兼核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王引之）繼祖，又居鼎申，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25]
方東樹也說：
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俯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26]
方氏本來反對漢學，卻有此論，足見王氏父子的成就在當時學界可謂有口皆碑。
汪中（1744—1794），揚州江都人，自幼家境貧寒，但刻苦自學，利用在書店做學徒的機會遍觀經史百家著作，壯年後專意學術，與王念孫，李惇、劉台拱為友，共討論之。自謂治學趨向是遵循顧炎武的道路前行，“中少時問學，實私淑諸顧寧人處士。故嚐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為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尚墨守”。[27]同時對惠棟和戴震都推崇，學術思想受二人影響極大。他治學範圍比較廣泛，“經傳諸史，旁逮醫藥種樹之書，靡不觀覽。複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凡古今製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問而切究之”。[28]他的著述不是很多，主要有《述學》、《廣陵通典》、《大戴禮記正誤》、《經義知新記》、《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國語校文》、《舊學蓄疑》等，皆非卷帙浩繁的大著述，但這些著作門庭開闊，與當時專守一書、專攻一藝之學者所著截然不同。他還以其在經，史、子學方麵的深厚功力和新穎見解校勘《儀禮》、《爾雅》、《荀子》、《墨子》等古籍，成就斐然。在為文方麵，更是宏麗淵雅，非當時樸學家們所易學步。故而時人對他相當推崇，王念孫稱其“討論經史，榷然疏發，挈其綱維”，[29]阮元譽其“孤秀獨出，淩轢一時。心貫九流，口敝萬卷。鴻文崇論，上擬漢唐”。[30]
焦循（1763—1820），揚州甘泉人，少時聰穎好學，成年後亦尚經術，與阮元齊名。焦循博聞強記，每遇一書，必窮其源，所以經史、曆算、聲音、訓詁，無所不究，治學範圍相當廣泛，其中尤以治《易》聞名，因從其曾祖開始，焦家世傳《易》學，故專精《周易》。其主要著作有《易章句》、《易圖略》、《易通釋》、《論語補疏》、《周易補疏》、《尚書補疏》、《毛詩補疏》、《春秋補疏》、《禮記補疏》、《孟子正義》、《論語通釋》、《釋弧》、《釋輪》、《雕菰樓集》等，焦循學問之廣博，由此可見一斑，故阮元為之作傳時稱其為“通儒”，認為其學問“精深博大”。[31]不僅如此，焦循還是揚州學者中哲學思想最豐富的一個。在這方麵，他公開以私淑戴震自任，曾一再表示“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32]他也自覺繼承戴震的義理之學，對理欲、性情等問題多所闡發，時有精辟見解，豐富和發展了前人的哲學思想。
阮元（1764—1849），祖籍揚州儀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進士，曆官乾、嘉、道三朝，多次出任地方督撫、學政，充兵部、禮部、戶部侍郎，拜體仁閣大學士。宦跡所到之處提倡經學，獎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圖書，如在浙江立詁經精舍，組織人力編成《經籍纂詁》；在江西刻《十三經注疏》；在廣東立學海堂，刻《皇清經解》。他自身也從未放棄學術研究，幼時便從鄉儒學，略通經史，涉獵百家。成年後與江藩、淩廷堪、焦循、孫星衍等學者交為益友，相互質疑辯難。入京中進士後，又得以向前輩大家王念孫、任大椿、邵晉涵等問學，從而奠定了堅實的漢學基礎，並繼承了由王念孫上溯至戴震的皖派治學精神與方法，使之通過自己的學術活動發展和成熟。他治學的範圍相當廣泛，經史、小學、天算、輿地、金石、校勘，無不窮極隱微，有所闡發，盡管“巨細無所不包，而尤以發明大義為主”。[33]其主要著述有《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詩書古訓》、《曾子注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疇人傳》、《揅經室集》等，這些著作反映出阮元在經史、小學、自然科學等各方麵的研究均具有很高的水平。正由於阮元在比較廣泛的學術領域裏有精深造詣，加之他所處之位置和所從事之學術活動皆有巨大影響，故後人對他評價極高，譽之為“乾嘉學派的殿軍”，[34]“揚州學派中的領袖”。[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