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揚州學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學術成就來看，揚州學者之治學在深、廣兩個向度上均達到了相當的水準，既精且博，絕非累世守一先生之言或緣詞生訓之樸學者可比。不僅主要代表如此，“揚州學派”其他代表人物的治學也大略如此，足見這是具有區域特色的學術。這一學術所代表之學風，張舜徽先生曾準確地歸納為“能見其大，能觀其通”，[36]或可直接概括為“通”（“揚州之學最通”）。所謂“通”，“首先體現在推廣了求知的領域”。[37]與不少乾嘉學者僅鑽研幾部重要經傳，連常見的史書都極少閱讀的情形相比，揚州學者們的學術視野確實極其開闊，這已如前述。其次，對待學術采取求同存異的態度，運用變化、發展的觀點分析事物，突破傳注重圍，不從事聲氣標榜並肯承認自身短處等，也是這一學風的具體體現。不過，僅僅這些，還不足以概括貴“通”的揚州學風的關鍵意義所在，必須把這一學風與“揚州學派”的基本特色——兼容並包結合起來，才能從根本上說明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兼容並包與求同存異還不是一個層次上的概念，具體到“揚州學派”，它一方麵指包容不同的學科門類和不同的觀點、方法，將其融會貫通，如汪中所做熔鑄各科、疏明大例的工作，阮元長於歸納，焦循長於演繹，兩不相廢。另一方麵指打破門戶。清儒治學，最講門戶，揚州學者極不滿於此，[38]如焦循就竭力反對考據、漢學、宋學這一類名目，很想蕩除這些狹隘名詞，使學者不囿於門戶，不執於一端；阮元也表現出折中漢宋、二者兼采的傾向。實則打破門戶與融會貫通是相輔相成的。進而言之，這兩者的結合才是對揚州學風——“通”的最好解釋，也是此一學風的精髓和真正意義所在。
[1] 參見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與文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2] 張舜徽：《揚州學記自序》，見《訒庵學術講論集》，719頁，長沙，嶽麓書社，1992。
[3] 據《漢語大詞典》和《辭海》。
[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6、27頁，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
[5] 錢大昕：《戴先生震傳》，見《戴震文集》，26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6] 洪榜：《戴先生行狀》，見《戴震文集》，255頁。
[7] 章太炎：《訄書（重訂本）》，見《章太炎全集（三）》，15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31頁。
[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5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但錢穆又認為“惠主求古，戴主求是，並非異趣”，“吳皖非分幟也”，可備一說。
[10] 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見《莊存與〈味經齋遺書〉卷首》，陽湖莊氏藏板光緒八年重刻本。
[11] 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見《遺書》，556、557頁。
[12] 也有人認為揚州學者除了考證外，又能兼顧義理之學的探討，是考證學風下的“新理學”，故可成一派。（參見林慶彰：《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導言》，2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實則兼顧義理之學的主要為汪中、焦循、阮元數人，不足以代表揚州學者共同的學術取向，故該說難以服人。
[13] 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下，光緒十年六安求我齋重刊本。
[14] 汪中指出：“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鹹為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為之唱，而君（指李惇）和之。中及劉台拱繼之，並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見汪中：《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見《述學》，外篇一，嘉慶二十年刻本。
[15] 尹炎武：《劉師培外傳》，見《遺書》，17頁。
[16] 劉師培：《近儒學案序》，《左盦外集》，卷17，見《遺書》，1755頁。
[17] 劉師培：《揚州前哲畫像記》，《左盦外集》，卷20，見《遺書》，1896頁。
[18] Benjamin A.Elman，Classicism，Politics，and Kinship：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p.4.中譯本見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19] Benjamin A.Elman，Ch''''ing Dynasty “SchooLs” of Scholarship. Ch''''ing-Shih Wen-T''''i，Volume 4，Number 6，December 1981.
[20] 李詳：《李審言文集》上，656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21] 李詳：《論桐城派》，見《李審言文集》下，887、888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22] 有學者認為“以地域來區分學派，本身並不科學，與乾嘉學術發展的實際也不盡吻合”。見陳祖武：《關於乾嘉學派的幾點思考》，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257頁。
[23] 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14～16頁。
[24] 阮元：《王石臞先生墓誌銘》，見《揅經室續集》卷二之下，道光阮氏文選樓刻本。
[25] 阮元：《王伯申經義述聞序》，見《揅經室集》上冊，120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
[26] 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中之下。
[27] 汪中：《與巡撫畢侍郎書》，見《述學》別錄。
[28]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上，110頁，長沙，嶽麓書社，1986。
[29] 王念孫：《述學序》，見汪中：《述學》卷首。
[30] 阮元：《述學序錄》，見汪中：《述學》卷首。
[31] 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見《揅經室集》上冊，481頁。
[32] 焦循：《寄朱休承學士書》，見《雕菰樓集》卷13，道光儀征阮亨刻本。
[33]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下，634頁，長沙，嶽麓書社，1986。
[34] 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與文化》，342頁。
[35] 王章濤：《阮元與揚州學派》，見《學土》卷2，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6] 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11頁。
[37] 張舜徽：《學習揚州先輩的治學精神走博通的路》，見《訒庵學術講論集》，38頁。
[38] “揚州學派”外，浙東之學也不講門戶，如章學誠所言：“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節義，梨洲得之為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麵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麵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為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見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7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浙東學術以史學為主，揚州學術以經學為主，在打破門戶方麵，可謂學界雙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