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先賢學術之繼承（1）：國學成就
劉師培生於這一經學世家，自幼濡染家學，[1]8歲學《易》，12歲讀畢四書、五經，15歲前後治《晏子春秋》和學《毛詩》鄭箋、《爾雅》、《說文解字》諸書，並大量閱讀周秦典籍，打下非常好的國學基礎，加之聰穎過人，勤奮刻苦，隨著年齡增長，功力愈益深厚。有人說他：
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任。[2]
篤嗜左氏春秋，研經而外，並及子史。其答客難也，嚐證穆王西征之事；其應射策也，曆舉苗崗種族之數。出語驚其長老，記問冠於朋從。[3]
可以說，到1903年（20歲）大量寫作和發表著述前，他已經對家學風格頗有了解，知曉《左傳》舊注舊疏的源流和古文經學的傳承，於經、子、史皆有濃厚的探索興趣，並認同揚州學風，欲負起弘揚家學乃至揚州學術的大任。
從1903年到1919年去世，是劉師培從事學術研究的17年。錢玄同認為劉師培之學：
因前後見解之不同，可別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為後期。嫴較言之，前期以實事求是為鵠，近於戴學，後期以篤信古義為鵠，近於惠學；又前期趨於革新，後期趨於循舊。[4]
綜觀劉氏著述，確有錢說之特征，錢之分期應屬不易之論。
劉師培著述所及，涉獵甚廣，方麵甚多，但最能體現其國學研究成就的，當為小學、經學和校勘學，其餘政治思想和論古今學術思想則為具有時代特色之作。
小學係語言文字之學，清人將其視為研究經學的基礎，故經學家大都精通小學，不過他們多集中精力專治一二部書，如研究訓詁者，以《爾雅》為主；研究文字者，以《說文》為主；研究聲韻者，以《廣韻》為主。劉師培的小學研究則不像前人這樣狹窄，他強調：
訓詁者，研究字義之學也；文字者，研究字形之學也；聲韻者，研究字音之學也。必三者俱備，然後可以言小學。[5]
可見他從事小學研究是主張彙合義、形、聲三者來探討的。他前期的小學成就，錢玄同曾歸納為三個方麵：
就字音推求字義，其說出於黃扶孟、王石臞伯申父子、焦裏堂、阮伯元、黃春穀諸先生而益加恢廓；
用中國文字證明社會學者所闡發古代社會之狀況；
用古語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語。[6]
這一概括相當準確。其《正名隅論》、《小學發微補》、《中國文學教科書》第一冊、《物名溯源》及《續補》、《論前儒誤解物類之原因》、《駢詞無定字釋例》、《爾雅蟲名今釋》等著述都闡發了音義相關的道理，如在《小學發微補》中他認為：
唯有字義，乃有字音；唯有字音，乃有字形。
字音源於字義，既為此聲，即為此義。凡彼字右旁之聲，同於此字右旁之聲者，其義象亦必相同。[7]
在《正名隅論》裏他又提出同韻之字義必相近之說：
上古之字，以右旁之聲為綱，右旁之聲既同，即可通用。……蓋古人以聲載義，聲近而形殊，則其義不甚相遠。[8]
《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等文是劉師培用中國文字證明社會學者所闡發古代社會之狀況的代表作，他在這些文章裏以大量例證考古史、古事。《新方言序》則是他主張取古語以明今言、亦用今言以通古語的代表作，他曾依此主張作劄記三十餘條，被章太炎收入所纂《新方言》中。
劉師培後期的小學主張與前期大多相反，且明顯後退，如對於《說文》，主張墨守，毋少違畔，與前期文中時見的駁《說文》之語正相矛盾；對於同音通用之字，主張於《說文》中尋找本字，反對前期的音近義通之說；對於新增事物，主張於《說文》中取義訓相當之古字名之，反對添造新字新詞。總之是要一切以《說文解字》為本，不得超越《說文》。這在《古本字考》、《答四川國學學校諸生問說文書》、《答江炎書》等篇中都強調過，盡管他這方麵的學術實踐並不多。
劉師培的經學研究前後期也差別較大。前期以實事求是之精神解經，闡發經中粹言，故雖偏重古文，偏重漢儒經說，但不專以此自限。劉氏世傳《左傳》，自然以古文為宗，劉師培也不例外，但他並非那種一味拘泥固守的經師，而是倡為“通儒之學”。他曾說過：
僅通一經，確守家法者，小儒之學也；旁通諸經，兼取其長者，通儒之學也。
漢初經學，初無今古文之爭也，隻有齊學、魯學之別耳。凡數經之同屬魯學者，其師說必同；凡數經之同屬齊學者，其大義亦必同。故西漢經師，多數經並治。誠以非通群經，即不能通一經也。……後世儒學式微，學者始拘執一經之言，昧於旁推交通之義，其於古人治經之初法，去之遠矣。[9]
基於此，他在治經時雖偏重古文，實亦左右采獲，不抱殘守缺，尤其不屏斥今文，在《中國民約精義》第一篇、《攘書·夷裔篇》以及《周末學術史序》的部分篇章中都援引了《公羊》學說以發揮己見，而且還在《讀戴子高先生論語注》一詩中對今文家戴望用《公羊》說詮釋《論語》之書大加讚揚。[10]不過需指出的是，他不排斥今文經說，僅隻限於經說本身，認為可與古文經說並行不悖，而對今文家視古文經為偽造以及孔子托古改製之說則持反對立場。他曾撰《漢代古文學辨誣》、《論孔子無改製之事》等文，批駁廖平之《今古學考》和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除了兼采今文說外，他對宋元明人之經說也不一筆抹殺，能看到它們的長處，認為：
宋明說經之書，喜言空理，不遵古訓，或以史事說經，或以義理說經，雖武斷穿鑿，亦多自得之言。[11]
或義乖經旨，而立說至精。[12]
可見他雖不讚成宋明人說經之書，但重視其中的創造性見解。他自身也力求有所創造，治經有新義，如認為六經本係官書，而孔門將其編訂為教科書；[13]漢以前經無今古文之分，今古文經的差異是文字差異，
今文古文為漢儒之恒言，猶今日所謂舊板書新板書也。……漢代之所謂古文經，乃秦代之時未易古文為秦文者也，其故本至漢猶存。
所謂今古文者，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先後之殊，非以其義例亦有不同也。[14]
在左氏學方麵，他的《讀左劄記》、《司馬遷左傳義序例》等文超越了今古文經的爭論，主張對《左傳》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並認為“今觀左氏一書，其待後儒之討論者約有三端：一曰禮，二曰例，三曰事”。[15]實為《左傳》研究辟了一條蹊徑，與墨守漢師家法者絕異。
劉師培後期的經學研究與前期相較頗有不同，基本特點是轉向篤信漢儒經說。在《中庸說》、《中庸問答》、《春秋原名》等文中此種傾向已很明顯，他的專著如《禮經舊說》、《西漢周官師說考》、《周禮古注集疏》、《春秋古經箋》、《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傳例略》等更是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他曾言及惠棟之學是“確宗漢詁，所學以掇拾為主，扶植微學，篤信而不疑”。[16]這句話恰可概括其後期的經學著述。在這些著述中，《左傳》和《周禮》之研究是重點。《左傳》研究自是秉承家學，但他並未繼父祖之業去完成《左傳舊注疏證》，而是轉而研究自身所曾提倡過的一個課題——《左傳》之“例”，撰成《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春秋左氏傳傳例解略》、《春秋左氏傳例略》等一係列專著，把家學向前推進了一步。他之看重《周禮》，除因《周禮》與《左傳》相關且在古文經上極其重要外，還因在四川講學時受到廖平一些影響，如蒙文通所言：
禮製者，廖師（廖平）所持以權衡家法，辨析漢師同異者也。左盦（劉師培）於時亦專以《五經異義》、《白虎通義》為教學之規，出蜀後成書皆《周官》、《禮經》之屬。左盦之漸漬於廖師，此其明驗。[17]
另外，由於與廖平往還較多，他對“今文師說多寬假之辭”，認為廖平之學“未易可輕也”。[18]
劉師培之校勘學前後沒什麼變化，以後期為主。他校書的範圍較廣泛，遍及四部，但以校訂諸子為最多，這些古書主要有《管子》、《晏子春秋》、《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賈子新書》、《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義》、《周書》、《穆天子傳》、《楚辭》等。他所校訂各書，或名《補釋》，或名《斠補》，大致前期所校名《補釋》，後期所校名《斠補》，部分《斠補》是在《補釋》基礎上修改而成。他校書的方法基本同於先賢，即根據古人用字屬辭的一般規律，結合自身的小學功力（如運用由字音推求字義原則）來進行。他也試圖發展前人總結出的某些規律性的東西，曾寫出《古書疑義舉例補》，對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有所補充，以此方便其他校勘學者。
總之，在古典學術的主要領域，尤其在清儒所擅長的領域裏，劉師培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並由此而奠定開拓學術新領域的基礎。
二、對先賢學術之繼承（2）：治學特色與學術大勢
上述劉師培的國學研究成就可以看出，劉氏是國學研究的多麵手，他的貢獻是在古典學術的幾個方麵，非專攻一經或一學的所謂經學家或小學家可比，稱其為國學大師似不為過。但與其先賢比照，其學術範圍大體未出“揚州學派”，僅個別方麵如用中國文字證明社會學者所闡發古代社會狀況，因具時代特色而越揚州先賢；在學術主張上，他也“終不越乎揚州”。[19]1912年7月，他曾給吳虞開過一個小學經學書目，其中把汪中《述學》、阮元《揅經室初集》、錢大昕《潛研堂集》、戴震《東原集》列為“近人文集之最資實用者”，[20]可見揚州學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及他所受到的影響。
就小學言之，劉師培的基本主張“就字音推求字義”，便是繼承明末黃生《字詁》、《義府》遺說，綜合王念孫、王引之、焦循、阮元、黃承吉等揚州學者之成果而提出的。劉氏一向看重黃生《字詁》、《義府》，諳熟其說，並曾將兩書特意贈予章太炎。[21]至於王念孫、引之父子等人的學說，他更是爛熟於胸。在他給吳虞所開書目中，小學方麵共七部書，王氏父子所著便占三部，即《廣雅疏證》、《經義述聞》、《讀書雜誌》，[22]可見對其學說之推崇。他也必熟知《廣雅疏證》中“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的主張。[23]實則他“用古語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語”的做法，其關鍵仍是在乎聲音，[24]亦是由揚州先賢的主張中發展而來。
就經學言之，劉師培前期治經能做到突破家法，不拘門戶，兼容今文，都與揚州先賢的影響分不開。他曾撰文評說先賢學術，認為戴震治學“會通古說”，“慎思明辨”，“悉以心得為憑”；[25]焦循、阮元治經“於近儒執一之弊，排斥尤嚴”。[26]他對戴、焦、阮等人持推崇和讚賞的態度，學術上認同他們，自然會在學術實踐中不墨守門戶之規，突破古文家法，為“通儒之學”。他的兼容今文，也非己身的發明創造，而與家學淵源密切相關。在治學方法上他主張恢複古人“旁推交通”之旨，[27]這也正是乾嘉時揚州學者治學的遺規。王念孫、阮元的訓詁學，汪中的諸子學，焦循的易學，黃承吉的文字學，都是采用“旁推交通”之法的。劉師培不過是遵循鄉先輩遺規，將此方法運用到董理群經的事業中去。他後期治經轉向篤信漢儒經說，近於惠學，也與家學淵源不無關聯，其曾祖劉文淇《左傳舊注疏證》的一個基本做法便是崇漢排杜、凡漢皆好，顯然源於吳派門徑。而且兼取吳派之長，也不失揚州學者本色。至於其“兼綜今文而假借廖氏，亦非盡由晚節轉移，蓋揚州學派固如此矣”。[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