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新史學引起的廣泛注意相比，經學此時稍顯沉寂，盡管有以康有為、章太炎為代表的所謂今古文學之爭，有孫詒讓、廖平、皮錫瑞等人的經學著作陸續刊行，但畢竟康、章之爭很大程度上是披著經學外衣的政爭，政治意義大於學術意義；孫、廖、皮等人的著述也無新史學著作那樣的效應，不再像以往經學中心時代那樣受人注意，也不再在學術舞台上占有主要位置。所以，相對而言，學術研究的重心已由經學轉向史學。
應該指出的是，說中西交融和經史地位的轉換成為清末的學術新潮流，並非是指此時的學術研究都圍繞此潮流進行，也非指以往的學術潮流如今文崛起、經子貫通等便退出舞台了，實則今文經學除有康有為的政治性鼓噪外，還有廖平、皮錫瑞等的大力提倡，並非毫無學術號召力，而且子學複興亦是清末引人矚目的學術現象。隻不過在諸多學術潮流中，中西交融和經史地位轉換後來居上，最具影響力，對當時學術有導向作用，顯示了學術發展大勢。
四、對先賢學術之超越
劉師培走上學術舞台，應該從1903年正式發表論著算起，此時也正是上述兩大潮流方興之際。劉一進入學界，立即為此潮流所吸引，幾乎將其早慧的學術生命都投入於與此相關的學術著述中，1903至1908數年內陸續寫出《小學發微》、《中國民約精義》、《中國民族誌》、《攘書》、《新史篇》、《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序》、《論文雜記》、《南北學派不同論》、《古政原始論》、《漢宋學術異同論》、《兩漢學術發微論》、《中國哲學起原考》、《倫理教科書》、《經學教科書》、《中國曆史教科書》、《中國地理教科書》、《近儒學術統係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等論著，盡管這些論著不少帶有政治色彩，是學術與政論的結合，有的以政論為主，但絕大多數仍是學術的，而且是學術“預流”之作。具體言之，《小學發微》、《中國民約精義》、《攘書》、《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論文雜記》、《古政原始論》、《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等更多地體現出交融中西的特色，而《新史篇》、《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序》、《南北學派不同論》、《漢宋學術異同論》、《兩漢學術發微論》、《中國曆史教科書》、《近儒學術統係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等更多地體現出新史學色彩和與之相關的學術史反思意識。實際上二者很難分得十分清楚，因兩大潮流是相輔相成、相激相蕩的，沒有中西交融，便不會出現新史學；沒有新史學，中西交融也落不到實處。故而對劉師培著述的這種劃分隻是相對的，僅就其中哪種特色較明顯而言。
在世人心目中，一般皆認劉師培為國學大師、“揚州學派”殿軍，實則1903至1908年間劉氏的學術精力更多用在上述體現時代關懷的“預流”學問上，而於國學研究用力較少，1908年後才是他專意於國學研究的時期。今天看來，這些“預流”性的學術成就更值得注意，也更重要，因為這才是他超越包括先祖在內的“揚州學派”先賢之所在。盡管他在國學研究方麵也對先賢學術有所發展，但那畢竟是在已有“範式”內的前進，非此超越可比。或者說，麵對先賢在經學、小學、校勘學等方麵的巨大成就，如果沒有觀念和方法的更新，劉師培即便在他們的墓礎上前進了一步，也很難說是超越，更何況劉氏在這些領域中仍基本遵循先人治學遺規，沒有什麼突破。進一步說，劉氏的經學、小學、校勘學成就既適於乾嘉，又適於清末，時代性不強，他如僅有這方麵的成就，便與先祖沒什麼本質上的差別。他的特色恰恰在於生逢學術轉型時代，可以走與處在經學中心時代的先人不同的路，而且他在這條新路上走得比較好，故而今天評價他的學術，應更多關注其具有現實關懷意味的那些成果，才算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也才更有助於我們全麵理解這一複雜、多變的曆史人物。
需要指出的是，這裏把劉師培的國學研究（或曰古典學術研究）與他的體現現實關懷的學術截然分開，純是出於敘述上的方便。實則二者往往是糾結在一起的。從根本上說，劉師培的中西交融之學是古典學術與西學的交融，學術史研究是對古典學術的回顧與總結。隻不過較純粹的古典學術如經學、小學、校勘學是純然的中國學問，且時代性不強，可單列出來。所以，為了研究上的便利，姑且進行這樣的劃分。
[1] 按劉師培，名師培，字申叔，號左盦。師培、申叔，有師事於西漢經師申公培之意，可見家人對其抱有光大經學的願望。
[2] 尹炎武：《劉師培外傳》，見《遺書》，17頁。
[3] 劉師穎：《劉申叔先生遺書跋》，見《遺書》，2407頁。
[4] 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見《遺書》，28頁。
[5] 劉師培：《正名隅論》，《左盦外集》卷6，見《遺書》，1417頁。
[6] 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見《遺書》，29頁。
[7] 劉師培：《小學發微補》，見《遺書》，429、430頁。
[8] 劉師培：《正名隅論》，《左盦外集》卷6，見《遺書》，1420頁。
[9] 劉師培：《群經大義相通論》，見《遺書》，361，348頁。
[10] 劉師培：《讀戴子高先生論語注》，《左盦詩錄》卷4，見《遺書》，1932。
[11]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第一冊，《序例》，見《遺書》，2073頁。
[12]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見《遺書》，542頁。
[13] 劉師培：《國學發微》，見《遺書》，477頁。
[14] 劉師培：《漢代古文學辨誣》，《左盦外集》卷4，見《遺書》，1378、1377頁。
[15] 劉師培：《讀左劄記》，見《遺書》，299頁。
[16] 劉師培：《近儒學術統係論》，《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33頁 。
[17]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與清代漢學》，見廖幼平編：《廖季平年譜》，152頁，成都，巴蜀書社，1985。
[18] 南桂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見《遺書》，32頁。
[19] 南桂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見《遺書》，33頁。
[20] 《吳虞日記》上冊，45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1] 章太炎：《說林》下，見《太炎文錄初編》，82頁，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92。
[22] 《吳虞日記》上冊，44頁。
[23] 參見阮元：《王石臞先生墓誌銘》，見《揅經室續集》卷二之下。
[24] 參見劉師培：《新方言序》，《左盦外集》卷17，見《遺書》，1768頁。
[25] 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見《遺書》，556頁；《近代漢學變遷論》，《左盦外集》卷9，《遺書》，1541頁。
[26] 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見《遺書》，556頁。
[27] 劉師培：《群經大義相通論》，見《遺書》，348頁。
[28] 南桂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見《遺書》，32頁。
[29] 參見朱維錚：《漢學與反漢學——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和方東樹的〈漢學商兌〉，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1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0]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見《遺書》，541頁。
[31] 劉師培：《國學發微》，見《遺書》，499頁。
[32]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見《王國維文集》第1卷，97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33]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7～1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4]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14頁。
[35]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14頁。
[36] 陳少明等：《被解釋的傳統——近代思想史新論》，199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
[37] 參見龔書鐸主編：《中國近代文化概論》，11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
[3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79頁。
[39] 許道勳、沈莉華整理：《周予同論經史關係之演變》，載《複旦學報》，1998年第1期。
[40]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見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51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1] 朱維錚：《中國經學史研究五十年——〈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後記》，見《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974頁。
[42] 獨角：《論經的大意》，載《教育今語雜誌》第2冊，1910-4-9。
[43] 章太炎：《與某論樸學報書》，載《國粹學報》，第23期，1906-12-5。
[44] 參見餘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34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45] 參見羅誌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見《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331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46] 羅誌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見《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326頁。
[47] 梁啟超：《新史學》，載《新民叢報》，第1號，1902-2-8。
[48] 參見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見《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76、7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49] 參見侯外廬：《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1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