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劉師培關注並接受西學之緣由
在學術傳承上，劉師培具有非常大的優勢。這不僅因其父祖世代傳經，家學淵源深厚，也因其從小聰穎過人，智力超常，在家人的厚望下，又異常刻苦努力，博覽群籍。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使得他後來順理成章地成為國學大師。不過令其父祖輩望塵莫及的是，他是個能交融中西學術的國學大師，盡管這種交融可能相當膚淺。當然，交融中西並非劉師培的專利，他的不少同輩也做到了這一點，可以說，這是時代特色所賜。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人生旅程，並非千篇一律，就劉師培這一個體而言，他所以能關注西學，進而交融中西學術，除了共同的大背景外，自有不同於他人的具體因素。對於學術研究而言，深入探索這類具體因素，與詳論時代條件，顯然同等重要。
一、救亡與救學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憑借武力全麵東進，迫使中國人由師夷長技而中體西用。尤其是“自義和團動亂以來，包括政府官員、知識界、紳士以及商人在內的人士，幾乎普遍地確認，向西方學習是十分必要的，反對西式教育的人幾乎不見了”。[1]即朝廷和士大夫等都承認了西學的先進性，從而開始了對西學的主動接受。與此相對，則是中國固有文化權威的動搖。相應地，整個國家都麵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救亡理所當然地成為時代主題。如何救亡，或者從正麵來講，如何在大廈將傾的滿清王朝基礎上建立新國家，成為有識之士最關注的問題，而且圍繞此“建國”問題還展開了一場涉及廣泛的爭論。對這一關乎全民族前途命運的大問題，政治家們各有其立場，學者們也有其獨特的思考角度。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辨此時經常被學者提及，便反映了學者的視角。顧氏曾說過：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為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2]
對於傳統中國士人而言，亡天下是比亡國更可怕的事情，是最根本的滅亡，因中國首先是作為文化集合體的“天下”而存在，文化存亡是民族興衰的首要因素。所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文化承擔者的社會責任相當重大，就像國粹派學者所言：
蓋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於禮俗政教，澌滅俱盡，而天下亡矣。夫禮俗政教固自學出者也，必學亡而後禮俗政教乃與俱亡。[3]
鑒於此，救亡必先救學，建國必先建學。學術興，禮俗政教必興，天下亦隨之興。依此思路，清末學術出現中西交融之勢乃屬必然。因前已言及，當時在朝在野之士基本都承認西學先進，有必要向其學習，而中國固有文化又相對衰微，那麼要興學，隻有借助於西學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與中國固有學術相激相蕩，相融相合，才能走出困境，達到目的，進而實現興學背後最根本的關懷。當然，這些都是籠統言之。僅就劉師培這一個體而言，他生逢這一時代，自然會與其他知識者感同身受，有共同的現實關懷，難脫時代大勢的製約。更何況劉師培少年時代在家鄉時便讀過含反滿情緒的《揚州十日記》、劉寶楠《勝朝殉揚錄》、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以及王夫之的著作，並在20歲前寫出《揚民卻虜錄》、《讀船山叢書劄記》等，表露出自己的反滿意識。[4]可見其素懷救國之誌。這種出於滿漢華夷之辨的救國之誌也許很狹隘，但易於與救亡的時代主題相契合，因清政府無可救藥，當時反滿也便是救國。劉氏在離開家鄉到上海後迅即加入中國教育會、對俄同誌會等革命愛國組織的行動，是其對自身救國主張的政治實踐。不過就本質而言，劉氏畢竟是個書生，更擅長於學術救國，所以，他一登上學術舞台，便在中西交融方麵多所建樹。這既是時代潮流使然，也與他一貫的誌向相符。
二、揚州地域特點與考據學的先天優勢
西學進入中國，從時間上來說是步步深入，從空間上來說也是層層遞進。最早接受西學的是香港、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東南沿海城市，由此向內地輻射，漸漸地上海超過其他城市，成為西學傳播中心。[5]上海周圍的江浙地區，由於得地利，在接受西學方麵便也開風氣之先。揚州地近上海，學術文化素來發達，而且有接納外來人才和風氣開放的傳統，[6]故而在接受西學上能緊隨上海之後。“揚州學派”在學術上主會通之旨，有兼容並包之風，實與揚州的開放氣氛密不可分，反過來，這種學風也對接納西學極為有利。在西學未至之時，所謂兼容並包是兼采吳、皖乃至今文經學之長，在西學已成潮流並凸顯強大威力的時候，兼容並包順理成章地便也兼采西學之長。可以說，“揚州學派”的生命力正在這裏。
另外，包括揚州在內的江浙地區之所以成為西學傳播中心，也與該地區學人的學問特色密切相關。所謂清代考據學，其倡導者和實行者以江浙學人為主，“實際上，江浙學人在使清初的儒學義理從核心地位變成從屬於考據手段時，就已不斷創造著能與西學器技之道相吻合的製度化因素”[7]。梁啟超認為，考據學者之治學，“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精神”。[8]也許梁氏的這一說法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講有牽強之處，但應承認他畢竟看到了考據學與義理之學的差別所在，所謂“科學精神”一語如在廣義上用，確也是考據學的特色，僅此而言，便存在與西學接軌的可能。考據學的另一特征是專門化。“考證學者認為這些專門學科是施展考證方法，處理各種具體學術問題的天地，如地理相對於天文學。”[9]專門化也恰恰是近代西學的特征，它促使西方學術由專精而深入。對於中西學術交融來說，這又是一個可能的契合點。考據學者通行的研究方式是作劄記，劄記體著作在他們之間廣為流傳。表麵看來，這隻是個著述體裁問題，細細考索，並非如此簡單，實則亦對接受西學有益處，誠如有學者所言：
江浙學人治經方式從“語錄體”向“劄記體”的轉變，表明其已在相當程度上使考據方法從手段變成了目的。對“道”的追求被框限在了極其嚴格的學術闡釋過程之內，而無法進行自由的發揮。這正是科學能夠在中國逐步製度化的先決條件之一。因為西學特別是其中的科學成分，在融入中國文化結構的內部時，必須盡量避免與非西方的基因文化成分，如中國的道德倫理觀等因素發生正麵交鋒。其滲透過程也需要中國本土文化的配合與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江浙考據運動使一些中國道德抽象觀念融入了實證的過程，實際上為科學的製度化掃清了異質文化有可能構成的重大障礙。[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