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江浙學人所擅長的考據學在與西學交融方麵有先天優勢。
作為江浙學人中的一員，劉師培出身揚州經學世家，自幼對家學耳濡目染，浸淫於揚州學風之中，且生逢西學東漸時代，比父祖輩更多一層遭遇，故而國學、西學在其身上交彙，乃屬必然。有人曾說，劉氏少年在揚州時“內典道藏旁及東西洋哲學，無不涉獵及之”。[11]目前雖已很難查考劉氏當時讀了哪些“東西洋哲學”書籍，但考慮到揚州處在接受西學的核心地域，以及他1903年20歲來上海時已撰有《小學發微》而且在上海迅即與林獬共撰《中國民約精義》的情況，可推測他在揚州時必已讀過與天演進化有關的著作和盧梭的著作，因《小學發微》“以文字之繁簡，見進化之第次”，[12]《中國民約精義》則是參考盧梭《民約論》之作。前已述及，“揚州學派”兼容並包之風在劉師培的國學研究中已充分體現，那麼在這西學東漸的時代裏，劉氏兼容和接受西學便是這一學風順理成章的延伸，若再與當時已風行的學術潮流如經子貫通結合起來考察，更可看出這一學風和劉氏本人包容西學的特點是合乎當時邏輯的。按中國傳統目錄學的分類，西學內容除部分可納入經、史兩部外，大多可納入子部之中。自汪中大倡子學以來，經子貫通漸漸蔚為風氣，清末且有子學複興之舉。由是學人大多有兼容經、子之部為一體的通達眼光，這本身便為將他們眼裏以子部為主的西學納入中學係統中來設定了觀念前提。劉師培從來便推崇汪中，讀書、治學涉獵廣泛，橫跨四部，有此視野，在讀“內典道藏”時“旁及東西洋哲學”，自是自然之事。當然，劉師培之關注和接納西學，從最根本的學理因素上講，在於其所承繼之考據學具有與西學接軌的先天優勢，如劉氏在交融中西學術時，將中國古典學術按西學標準分類，力圖從中體現出專門化的科學精神。他能做到這一點，與他所受的考據學訓練密不可分，已由此凸顯出考據學的專門化特征。這已涉及他是如何接納西學並將中西學術相交融的，此處暫不多談。
三、廢科舉、興學堂的製度變遷
晚清國運衰微，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文人學者，紛紛謀求救亡圖存之道，製度變遷由此提上日程。讀書人所最關切的，除學術救國外，便是如何培養人才以強國，於是變科舉、興學校的呼聲日益高漲。在他們看來，已維持千餘年的科舉取士製度是禁錮人才的製度，要想培育強國之才，必須破除舊製，取法西方，變科舉以興學校，如譚嗣同、梁啟超之所言：
故夫變科舉，誠為旋乾斡坤轉移風會之大權，而根本之尤要者也；[13]
故欲興學校，養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為第一義，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14]
變科舉有一個過程，首先是廢試八股文，改變考試內容。1902年，光緒壬寅補行庚子、辛醜恩正並科鄉試，是首次廢試八股文的科考，考試內容改為第一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第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第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15]第二年的會試，考試方式與範圍也同於此。直到1905年，清廷才正式決定廢止科舉。變科舉的同時，各種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設立起來，1904年全國已有學堂4222所，1905年猛增至8277所，1906年更達到19830所，[16]此後逐年都有增加，且增加幅度較大。除讀經外，新式學堂開設了外語、數理化、體育、音樂等新課程，大量西學知識由此進入教學內容，使學生的知識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與興辦學堂熱並行的是出國留學熱，赴日留學是留學浪潮的主流，留學生所學專業包括軍事、警察、法政、師範、工業、商業、土木、鐵道、測繪、物理、醫藥、音樂、外語、美術等，凡認為是有用的新知識，全在他們追求之列。
廢止科舉及所引發的教育製度的變革，對當時士子的心理衝擊是相當大的。本來，科舉入仕向來是讀書人的正途，他們中不少人終生孜孜於策論、製藝之術。廢止科舉代以學堂卻一下子導致讀書人不得不放棄舉業而群趨新學，因清廷規定學堂畢業也能得到科舉出身。[17]此一規定的實行，對中國教育體製順利地從科舉向學校過渡起了很大作用。既然進學堂一樣可得到出身，讀書人也就不再固守舉業所賴之舊學轉而在學堂所授之新學上下工夫了，西學遂賴以日昌。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學堂除向學生提供類似科舉的出身以使學生入仕外，它也能向學生提供多種選擇，這就非科舉的單一出路所能比。因清末時代劇變，朝廷衰微，國家政權力量大大縮減，社會空間則由此而擴大。僅看當時政治、文化團體之多（戊戌時全國各地已有近百個團體，之後又有增加），報刊之盛（僅孫中山等革命派人士便相繼創辦120多種報刊），便能說明這一點，更何況學堂本身的大量興辦，也是對社會空間的極大開拓，從而讀書人可在入仕之外，投身於更廣闊的社會領域中去。但無論入仕與否，掌握新學都是必備條件，進學堂與留學都起著同樣的作用。所以，晚清士人群趨於學堂或出國留學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這一過程中，不免泥沙俱下，求真學問者隻是極少數，就像梁啟超所言：
時主方以利祿餌誘天下，學校一變名之科舉，而新學亦一變質之八股。學子之求學者，其什中八九，動機已不純潔，用為“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18]
於是，“小人階之以取富貴”的捷徑，除商部和北洋，還有借新學以求躁進一途。被世人目為中國社會裏最顢頇的親貴與“東西文明”造出來的新學中人沆瀣一氣，非常醒目地合為當時新政變法的一種奇觀。[19]
劉師培成長的年代，正逢此製度變遷之時。劉氏自幼在家中受傳統教育，飽讀經書，並表現出超常的智力，他又是獨子，自然被父輩寄予莫大的期望。這期望除了傳承家學外，便是在科名上光宗耀祖，因其父祖輩在功名上都不順暢，不是終於老貢生，就是止於副榜舉人。劉氏果然不負眾望，1901年剛18歲時便中了秀才，第二年又再告捷，鄉試中了舉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鄉試恰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廢試八股文，改考中國政治史事論、各國政治藝學策和四書五經義的考試，這一考試內容雖有舊科舉的殘餘如四書五經義，但畢竟已在嚐試變革，向新學靠攏。就算是為了應付考試，包括劉師培在內的芸芸士子也不得不去接觸西學，這實際是在製度上對西學傳播的一種保障，也是學習西學的最大動力。1903年，在考試方式、範圍與上一年鄉試相類的會試中，劉師培卻落了第。按說初次失敗，不該使他輕易放棄中進士入翰林的清夢，但他卻自此絕意科場。當然，此後不久科舉被廢止，他也無從再進科場。不過這裏值得思考的倒是他主觀上已不想再走父祖老路，獵取功名。之所以如此，其實是因這個時代已給士子提供了能出人頭地的多種選擇，不用隻走科舉這一條路了。這裏的關鍵在於隻要能掌握新學，就有較以往相對充裕的社會空間去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