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能像古代知識分子那樣實現“為王者師”的理想，劉師培便斷然放棄舊路尋找新路，投向社會舞台。他科舉失利後來到上海，因“家貧不能自給”，[20]欲謀求一教席解決生活問題。[21]教職雖未謀成，但他從此卻開始了革命宣傳活動，在報刊上發表大量鼓吹排滿革命之文，同時為小學校編撰課本，如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國文典問答》等。無論是在報刊上搞革命宣傳，還是編新式小學課本，一定的西學知識儲備都是必需的，社會空間的擴大既給劉師培提供了充分發揮才能的天地，同時也要求他不能在知識結構上固守陳規。從他所發表的文章和所編教科書來看，他也確實是在吸納西學。當然，也不排除他這樣做除為革命大業和個人生計外，還有一些個人目的。前已言及，清末有“借新學以求躁進”之徒，雖不能說劉師培完全屬於這種人，但從其心態和所作所為來看，確有相類之處。因其好名近利，如陶成章所言“光漢之性務名”[22]；其叔劉富曾也曾感歎：“侄得名太早，厥性無恒，好異矜奇，悁急近利。”[23]既然好名，必急於光宗耀祖，故會試一失利，頓覺沮喪之極，痛感“飛騰無術儒冠誤，寂寞青溪處士家”[24]，以不能改變家族的“寂寞”處境為憾，但隨即又振作起來，“一劍蒼茫天外倚，風雲壯誌肯消磨”[25]。顯然是找到了科舉之外的“躁進”之途，而此一途徑又非借助於西學不可。總之，不管出於何種考慮，接納西學對於劉師培來說已是勢所難免。
[1] 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164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2] 顧炎武：《日知錄·正始》，《黃汝成集釋》，見《日知錄集釋》，590頁，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
[3] 潘博：《國粹學報敘》，載《國粹學報》，第1期，1905-2-23。
[4] 光漢：《甲辰年自述詩》，載《警鍾日報》，1904-9-10。
[5] 參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213～218頁。
[6] 參見大穀敏夫：《揚州常州學派及其江南文化圈》，見《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4輯，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7。艾爾曼也說：“外來客賦予揚州以大都市的風情。”見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麵麵觀》，8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7] 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317、318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51頁。
[9] 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麵麵觀》，48頁。
[10] 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323、324頁。
[11] 馮自由：《劉光漢事略補述》，見《革命逸史》，第三集，18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12] 章太炎：《與劉光漢書二》，見《遺書》，20頁。
[13] 譚嗣同：《報貝元征》，見《譚嗣同全集》，20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14]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科舉》，《飲冰室合集》，第一冊，27頁，上海，中華書局，1936。
[15]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第65頁。
[16] 《宣統元年教育統計圖表》，轉引自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145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17] 1905年清帝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其中有言：“總之學堂本古學校之製，其獎勵出身亦與科舉無異。”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66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80頁。
[19] 參見楊國強：《清末新政：曆史進化中的社會圮塌》，載《史林》，1997年第3期。
[20] 尹炎武：《劉師培外傳》，見《遺書》，17頁。
[21] 參見王瑜主編：《揚州曆代名人·樸學大師劉師培》，244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22] 陶成章：《浙案紀略》，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三）》，4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3] 劉富曾：《亡侄師培墓誌銘》，見《遺書》，第16頁。
[24] 劉家祖屋為揚州青溪舊屋。
[25] 光漢：《甲辰年自述詩》，載《警鍾日報》，190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