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闡釋中學：交融中西的起點與終點
作為經學世家的傳人，劉師培的學術根基在於中國古典學術，他之交融中西，其出發點亦由此。故而他的所謂“新學”（與其古典學術研究相對之稱）雖時以中學比附西學，但最終目的仍在闡釋中學，西學不過是手段而已，就像《國粹學報》發刊辭所表明的，重要的是“借西學證明中學”。[1]這方麵例子頗多，如前已言及《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是用社會學“考中國造字之原”；《讀左劄記》曾說過“《左氏傳》所載粹言亦多合民權之說”，從而對《左傳》多一新解。另外，在《國學發微》裏，他又指出：
中國人民每以聖人為天授，不可躋攀。自良知之說一昌，以為人人良知既同，則人之得於天者亦同。人之得於天者既同，所謂堯舜與人同耳，與西儒盧梭天賦人權之說相符。[2]
這段話雖借助了盧梭學說，但其目的在於說明王陽明的良知之說。在《倫理教科書》中，他先把西方倫理學觀念分為五種，即對於己身、家族、社會、國家、萬有之倫理，然後便指出，這些“與中國《大學》所言相合，《大學》言正心、誠意、修身即對於己身之倫理也，《大學》言齊家即對於家族之倫理也，《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即對於社會、國家、萬有之倫理也”[3]。這段話意在說明倫理學觀念中國古已有之。類似例子，不勝枚舉，限於篇幅，不再贅引。誠然，劉師培在對中西學術進行比附的過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多樣的，有學者將其析為平行類比與同構類比，平行類比即將中外相近的史實平行羅列，同構類比是以思想史為主要內容的類比，即從中西思想觀念出發進行類比，以顯現思想觀念的共同性與普遍性。[4]但不管類比形式如何，出發點或中或西，其根本目的仍在於以西證中。多了西學這一新手段，對中學的理解與闡釋便可較前人更加完備。
既然中西交融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闡釋中學，那麼劉師培在征引西書時有自己的重點所在便很可理解了。在他所引用的西方、日本學術著作中，社會學方麵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群學肄言》、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甄克思的《社會通詮》，曆史學方麵白河次郎、國府種德的《支那文明史》、拉克伯裏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哲學方麵約翰·穆勒的《穆勒名學》，皆多次被征引，反複用以說明中國學術上的若幹問題。相對而言，政治學、經濟學、文學著作雖被引用，但較少用以闡釋與該學科相關的學理問題。此可見出劉師培吸納西學的重點所在，即社會學、曆史學、哲學是被吸納的主體。應該說，這是一個以中國古典學術為根基和歸宿的學者的必然選擇，是一個經學家兼革命者的必然選擇。
二、社會學新知與小學舊統
社會學是形成於19世紀中葉的一門新興學科。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是社會學的創始人，他在《實證主義哲學大綱》一書中首次使用了“社會學”一詞。隨後，英國學者赫伯特·斯賓塞發揮了他的學說，建立起自己的社會學體係，成為19世紀下半葉西方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中國學者在清末引入西方社會學，首先係統介紹的便為斯賓塞學說，如前已提及嚴複所譯斯賓塞《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名為《群學肄言》（“群學”亦是當時對社會學的稱呼），馬君武所譯斯氏《社會學原理》等。斯氏學說之所以先於孔德被引入中國，恐與其所闡釋的進化論密切相關，
正如孔德力求把一切知識納入他的科學分類法一樣，斯賓塞企圖把一切知識納入他的進化論。人類進化是斯賓塞的主題，認為社會是某種普遍規律的具體例證。[5]
在達爾文進化論經嚴複譯介而風靡中國知識界，成為一種激勵人們救亡圖存的學說的時候，同是談進化論的理論必然受到普遍關注，而離救亡主題較遠的孔德實證主義社會學便相對被冷落。實則斯賓塞的進化論雖承認達爾文的某些說法，但更多的是從拉馬克那裏獲取生物學資源。不過對急於從西方得到理論武器以挽救國家的清末學人來說，這兩種進化論的區別並不重要，也無暇辨別清楚，關鍵在於隻要能起到激勵人群的作用即可。以是之故，斯賓塞的社會學說便緊隨達爾文進化論風行於清末知識界。在這種形勢下，作為素懷救國之誌、以排滿複漢為己任的革命者、新知識分子，劉師培關注以斯賓塞為代表的社會學乃出之於必然。
從前述劉師培征引西書的情況看，當時譯成中文的幾種主要社會學著作他都讀過，而且通過比較覆按，對以斯賓塞為主的有關社會學思想有了較係統的理解，盡管可能有理解不確切的時候。如他曾言及：
藏往基於探賾，以事為主，西人謂之動社會學；察來基於索隱，以理為主，西人謂之靜社會學。……今西儒斯賓塞作《社會學原理》，以心理為主（美人葛通哥氏亦然），考察萬物，由靜觀而得其真，謂人類舉止，悉在因果律之範圍。……而西國社會學萌芽伊始，亦以物理證明，故英儒甄克思《社會通詮》亦臚陳事物實跡，凡論一事持一說，必根據理極，旁征博采，以證宇宙所同然（此即社會學之統計法也）。[6]
這段話所言之內容，雖非劉師培獨自發明，內中有章太炎、嚴複談社會學的言論，但從總的方麵看，這種歸納還是顯示出了劉氏對社會學的理解程度。這裏把甄克思《社會通詮》也歸入社會學，蓋因《社會通詮》亦闡述進化思想，認為社會發展進化要經曆三個階段，即圖騰社會、宗法社會和軍國社會。嚴格說來，《社會通詮》應屬政治學著作，其原名為A History of Politics即，《政治史》，但對當時眾多初涉西學者來說，這種學術上的分野尚無法細致做到，盡管嚴複已言明該書“原名《政治短史》”[7]不過隻要是言進化的學說，便容易被劃入社會學領域。在這一問題上，劉師培隻是從眾而已，並非他個人理解上的偏差。
從本質上來說，1908年前的劉師培首先是個學問家，其次才是革命者，他之熱心吸納社會學，除了受其進化理論的吸引外，最根本還在於他自身的國學修養與社會學相契合，特別是其小學修養。清代學術以經學為中堅，“小學本經學附庸，音韻學又小學附庸，但清儒向這方麵用力最勤，久已‘蔚為大國’了”[8]。之所以如此，是因小學被視為治經之初階，不通小學無以通經。作為經學世家的傳人，劉師培所受學術訓練亦循此途徑，故他對小學極為重視，曾謂：
察來之用，首恃藏往，舍睹往軌，奚知來轍？……政俗遷移，禮製損益，夏殷而上，書缺有間，欲闡厥隱，惟恃文字：察所從之形一也；窮最先之訓二也；一字數義，求其引申、假借之故三也。[9]
西方社會學本屬專門學問，與中國之小學並無關聯，但嚴複在譯介《群學肄言》、《社會通詮》等著作時，常通過序文、凡例、案語、夾注等形式不斷援引中國古典文化內容，與所述西方文化比較、對照、印證，尤其在透過語言文字的含義來觀察中西文化內涵的異同方麵有很敏銳的洞察力，如他曾言及：
嚐考六書文義，而知古人之說與西學合。何以言之？西學社會之界說日：“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曰社會。”而字書曰：“邑，人聚會之稱也，從口有區域也，從巴有法度也。”西學國之界說曰：“有土地之區域，而其民任戰守者曰國。”而字書曰：“國古文或，從一，地也，從口以戈守之。”觀此可知中西字義之冥合矣。[10]
這樣一來，社會學便與中國傳統學問小學聯係起來了。“幼治小學”[11]、精通文字訓詁的劉師培在見到嚴複這類議論後，立即受到啟示，很快寫出《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以回應和發展嚴氏之說。[12]這篇文章征引《社會通詮》、《群學肄言》的有關內容和嚴複譯兩書時所作之“譯餘贅語”、案語、夾注等，並旁及斯賓塞《社會學原理》、岸本能武太《社會學》諸書，以充分的社會學依據“考中國造字之原”，從而成為小學與社會學互釋的研究範例。
值得注意的是，嚴複所譯社會學著作還含有西方曆史比較語言學的知識，劉師培通過嚴譯名著也吸取了曆史比較語言學的某些方法和成果。由於該門西學新知恰好含有可以與中國小學舊統互相呼應的治學門路，因而劉氏不難將它引入到小學中去。[13]在《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一文中，他便指出：
《工賈行社分第七》（《社會通詮》）雲：阿利安種民，其舊語無通行鐵字，以此知冶業不始於歐。按：中國上古亦無冶鐵之業，古鐵字從金從夷，則冶鐵亦由外域所輸入之業矣。[14]
如核之以嚴譯《社會通詮》原文，可以看出，劉師培所引證之語其源別有所自。嚴譯原文曰：
學者多言，冶鐵非歐民自致之能事，而得諸東方若埃及諸古國。蓋埃及，相傳其民知冶鐵最早。此其為說，有或然者。近世有聲名甚盛之德儒（按：此蓋指馬克·穆勒），以言語文字，證阿利安民種之源流，嚐雲，阿利安種民，其舊語無通行鐵字，以此知冶業不始於歐，乃學而得諸他種者。此其說固抑或信。[15]
由此可知，劉師培所引證之語，源出於馬克·穆勒，而非《社會通詮》的作者甄克思，甄克思隻是轉述了馬克·穆勒之言而已。也就是說，予劉師培以學術上之啟示，使他能從古鐵字之字形構造上得出“中國亡古亦無冶鐵之業”的結論者，係馬克·穆勒。馬克·穆勒是德國著名曆史比較語言學家，他的說法能被甄克思引用，蓋因當時西方社會學已在發展過程中攝取了生物學、曆史比較語言學等學科的理論、方法與成果。劉師培對西學的了解程度無法與嚴複相比，故不明其中底蘊，受惠於西方曆史比較語言學而不自知。
另外，前已言及，劉師培受進化論的影響甚深，他又是個經學家兼革命者，所寫政論學術色彩很濃，因而他對進化論並非僅以激勵人群之政論看待，而是力求從學理上予以闡發。他的小學與社會學互釋，便是以社會進化論的眼光治文字訓詁學，進而解釋中國古代文化的內涵，並為進化論提供佐證。他曾說過：
英甄克思《社會通詮》於社會進化之階級，言之最詳，然中國字義，頗有賴此證明者。
進化之理，舍六書何以征之哉？[16]
並舉例說明：
草昧之初，婚禮未興，男女之防未嚴，夫婦之名未立，故血胤相續，鹹以女而不以男，母統之興，先於父統，此社會學家所公認之說也。今觀中土文字，女生為姓，得姓之字，均從女形，姚、姬、薑、嬴，斯其最著，則古為女統，益以有征。[17]
在這裏，傳統中國小學與西方社會學新知得到了較完美的結合。
劉師培極力吸納社會學，使之與小學交融互釋，還有一個目的，那便是改造小學，為小學開辟一條新路。小學在清代雖為顯學，但畢竟為經學附庸，尤其為經古文學之附庸，隨經學興盛而興盛，亦隨經學衰落而衰落。乾嘉時期，以經學考證為核心的漢學達於鼎盛，隨之便是盛極而衰。嘉道年間及其後，國力衰退，內憂外患接踵而來，而漢學家仍熱衷於風光不再的古經考證，不問時事。因此，一些學者立足於宋學和今文經學，嚴厲申斥漢學為與現實問題完全脫節的無用之學。作為治經法門的小學，亦自然同時受到猛烈批評。批評者前有方東樹，後有廖平、康有為，皆認小學“為文史之末技”、“無可與經並列”、“無濟實用”。[18]在這種情形下，小學不得不稍作變通，其探討對象，開始由經學及於其他。其中，有些學者從小學入手推究殘存在古文字裏的上古社會文化痕跡。在這方麵，阮元是開創者。[19]他遠承宋代金石學遺緒，異常珍視商周鍾鼎文在研究上古文化方麵的重要性，認為“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鍾鼎之屬，曷由觀之？”[20]阮元之後，繼起者不絕，清末尤以孫詒讓成就大。孫氏繼承了阮氏以銘文證經辨史的具體方法，所著《古籀拾遺》等書“用象形古字來考證古代文物製度，每每鮮明若畫”[21]。阮元、孫詒讓等人變通小學的做法給了劉師培以較大啟示。前已言及，劉師培對揚州先賢之學尤其是阮元之學頗為熟悉與欽服，《揅經室集》很為他所推崇；對孫詒讓，劉氏視為“父執”，曾為其《名原》、《籀廎述林》兩書作序，自謂：
師培少奉清塵，長窺緒論，聿披往帙，如誦德音。校安國之書，載慚子政；識揚雲之業，竊比君山。[22]
可見對其的了解與崇敬。作為熟知清代小學演變脈絡的經學家，劉師培深明小學革新的必要性，阮元、孫詒讓已為他樹立了榜樣，嚴複譯介西方社會學時所采用的詮釋手段又讓他看到了小學在西學麵前的生命力。這樣，舊學新知交相輝映給他帶來的雙重啟示，無疑會使他肩負起為小學開辟新路的重任。於是他積極探尋小學與社會學互釋之途，同時反擊廖平、康有為等今文大師對小學的種種指斥，如他曾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