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吸納西學的角度和程度——與嚴複之比較
眾所周知，在晚清，嚴複的西學成就是巨大而無人能望其項背的，他所譯介的西學名著深深影響了一代學者，給後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啟示。不僅如此，在中學方麵他也非常人所能比，在譯介西學的同時，多從事中西會通的工作，同樣取得了很大成就，以至於梁啟超稱讚他“於西學中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1]。相比較而言，劉師培的西學要淺薄得多，因他不通外文，[2]隻能通過嚴複等人的中文譯本了解西學，難免時有誤解之缺憾。如在《補古學出於史官論》一文中，他征引馬君武所譯穆勒《自由原理》之見解，認為“無識陋儒皆以學術定於一尊為治世，豈知此實阻學術進步之第一原因哉！”[3]此論采自馬君武譯本中議論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言論，[4]非穆勒原文所有，[5]而是馬君武出於思想啟蒙有意添加的文字。劉師培不知就裏，誤為穆勒見解而引證。不過劉氏亦有他的優勢，即他的中學造詣極為深厚，以此為出發點吸納西學，也還是有其獨到見解和過人之處的。
劉師培不懂外文，故接觸西學時頗受譯者影響，其中以嚴複的影響最大，這已如前述。由於生活環境、教育背景、知識結構等方麵的差異，兩人在體認西學乃至於會通中西等問題上不可能絕對一致，有同有異是必然的，那麼具體情形如何呢？
在接受西學的出發點上，劉師培是基於中學的，借西學佐證中學，強調二者相通之處，即同的一麵，甚至有“西學古微”的傾向。所謂“西學古微”，是指清末對中西文化關係的一種流行說法，即認為西方科學、哲學、倫理等思想學術在中國古代都已存在。該說並不新鮮，與清初即已形成的“西學中源”說有類似之處。王仁俊輯編的《格致古微》集該說之大成。他用經史子集列目分卷，輯出在他看來與西學相近的古訓語錄，並在解釋中將古訓類同於西方科學、哲學、政治、風俗、禮儀等各科知識，如他解釋“河出圖、洛出書”，便說“此上古地圖及地理書也”；解釋“震為雷、離為電”，便說“此鄭君言電學也”。[6]目前尚無什麼證據可證劉師培受過這類著述的影響，但他的某些看法確有與此相近之處，如在《周末學術史序》中進行中西學比附時，便說：
近世泰西巨儒倡明名學，析為二派，一曰歸納，一曰演繹。荀子著書，殆明斯意。歸納者，即荀子所謂大共也……演繹者，即荀子所謂大別也；
中國社會學見於大《易》、《春秋》；
古代學術以物理為始基，而數學發明始於黃帝。[7]
當然，劉師培這樣做也有借西學闡釋中學的用意，與其接受西學的出發點相符，但這畢竟是一種較淺薄的類比。
與劉師培相較，嚴複盡管也有中西學比附之時，但他是站在西學立場上把握中學，如在《天演論·自序》中說：
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8]
可以說他在對待中西學術的態度上，是以西學為坐標來評判中學的，故更強調中西學相異之處。他認為，如果用西學的眼光觀察中學，那麼中國的學問不能稱其為“學”。
“學”者所以務民義，明民以所可知者也。明民以所可知，故求之吾心而有是非，考之外物而有離合，無所苟焉而已矣。……是故取西學之規矩法戒，以繩吾“學”，則凡中國之所有，舉不得以“學”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觀之，特閱曆知解積而存焉，如散錢，如委積。此非僅形名象數已也，即所謂道德、政治、禮樂，吾人所舉為大道，而誚西人為無所知者，質而言乎，亦僅如是而已矣。[9]
中國學問不成其為“學”的核心在於它不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因中國學問的目的是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而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之道又被認為是先聖已在經書中為後人準備好了的，那麼學問內容便自然是經書中的東西。“蓋吾國所謂學，自晚周秦漢以來，大經不離言詞文字而已。”[10]既然道理、知識都在經書之中，那麼學術研究必然是圍繞經書而進行，久而久之，一定會走向窮途末路。反觀西學則不然，
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為不易。其所驗也貴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極也，必道通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11]
嚴複如此比照中西學術，貶斥中學，其目的在於學習西方，改造中學，使中學現代化，故他提出一係列在中國建立類似西學之學科的設想，認為中國雖無政治學、計學（經濟學）、名學（邏輯學）、群學（社會學）等學科，但古代典籍中不乏與這些學科相關的內容，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各學科。[12]這與劉師培僅是借西學闡釋中學和兩相比附顯然不同，且有高下之分。
在對西學的了解程度上，劉師培與嚴複也有差異。前已言及，劉師培的新學結構是以社會學、曆史學、哲學為主幹，其他學科次之，這基本是從其固有知識結構出發吸納西學而得到的結果，談不上成體係地了解和接受西學。反觀嚴複，則已對西學有係統地加以理解和體認了。他曾把西學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數名力質”四學，治數學和名學，“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也”，治力學和質學（化學），以審“因果功效之相生也”；第二層次為“天地人三學”，治此三學，“以盡事理之悠久博大與蕃變也”，並強調：
三者之中，則人學為尤急切……人學者，群學入德之門也。人學又析而為二焉：曰生學，曰心學。生學者，論人類長養孳乳之大法也，心學者，言斯民知行感應之秘機也；
第三層次即最高層次為群學，
群學治，而後能修齊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進於郅治馨香之極盛也。[13]
以現代觀念言之，這可謂嚴複心目中的西學譜係，由自然科學而至於研究人自身的科學再進至群學。群學至高無上，是命脈之學，“惟群學明而後知治亂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14]所以學習西方，最重要的是學好群學。嚴複對西學的這種認識框架，很明顯的是受了19世紀下半葉偉大科學運動的影響，主要是攝取了達爾文、穆勒、赫胥黎、斯賓塞等英國科學家、思想家著作中的養料。[15]比較而言，劉師培雖對社會學（群學）十分看重並有一定認識，但對嚴複所言的其他學科則僅提及或時而引用，達不到這種認識高度。僅就社會學而言，他也並未將其視為有修齊治平功效的科學，而隻是把其進化理論作為指導思想並使其與中國傳統小學互釋以改造小學。從稱呼的不同也許能看出這種差異之端倪。嚴複將Sociology譯為群學，給人以統攝眾學之感；劉師培以及章太炎等人在多數場合下稱其為社會學，未賦予其特殊意義，而且劉師培還曾說過：
Sociology迻以漢字，則為社會學，與Humanism之為群學者，所述略符。[16]
Humanism漢譯應為人文學，人文學包含廣闊，將其理解為群學，似也不差，但說其與社會學“所述略符”則係誤解。劉氏本不通英文，有此誤解無足怪，但至少從中可看出他對Sociology一詞的用法與嚴複有些差異。
總體來說，在對待西學的問題上，嚴、劉相較自然是嚴複占上風，但也要看到劉師培尚未做到圓融貫通的中西學交融之意義所在。劉氏畢竟是國學大師，他之交融中西固受嚴複之影響，但也是因對嚴文持論感“猶有未盡”而欲彌補之，相應來說是發揮了自己的長處，即以已之中學補嚴複中學之不足，使中西交融更堅實地立足於中國古典學術的基石之上。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嚴複是當時寥寥無幾的翻譯大師之一，他的教育背景和對西學的理解程度幾乎無人能及，所以不具有普遍意義。而劉師培對西學較嚴複為淺的理解，卻恰好代表了當時多數士子接受西學的程度，因他們與劉氏一樣，既不通外文，又受過多年中國舊式教育，差不多有共通的知識基礎，盡管在具體知識領域內每個人各有短長，但明顯具有共性。在中國古典學術逐步與西學融合從而邁向現代形態的過程中，劉師培等人看似簡單、膚淺的中西學比附因更具中國色彩和較易為人接受，可能恰恰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當然，嚴複建立現代新學科的設想也極有意義，兩者的結合，無疑促進了中國古典學術向現代學術分科體係的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