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說明的是，這裏借嚴、劉相較強調劉師培交融中西學術的意義，絕無貶低嚴複會通中西學術之意，隻是覺得劉師培的知識背景、基礎和結構在當時士子中更具典型性，有普遍意義。而且作為經學家能如此接納西學，這本身便凸顯出學術轉型的必然性，等於是為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鋪了路。
二、對學術轉型的意義
西學進入中國，靠的是嚴複、馬君武等一批翻譯家作為橋梁才得以實現。至於那些在國內靠中文譯本接受西學的學者，其接受西學的方式和了解西學的程度因人而異，這取決於個人原有的知識結構、學術訓練、領悟能力以及思想水平等方方麵麵的因素。劉師培是典型的經學家，又是激進的革命派，故接納西學時能兼顧這兩種身份的需求，在了解《天演論》、《民約論》等為代表的西學新知和西方啟蒙思想的同時，又以之解說中國經典，走出了一條交融中西學術的新路。這方麵的論述可以其《中國民約精義》為代表。
《中國民約精義》是劉師培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體現，通過它劉氏闡明了自己的民主政治觀念，如政治製度是一種進化的曆史現象，民主政治的基礎是天賦人權，民主政治的體製是主權在民、三權分立，等等。顯然，這些觀念非劉師培自創，基本是從盧梭《民約論》中搬來的，但與嚴複、馬君武等人的直接譯述和梁啟超等人的係統介紹（如梁啟超所作《盧梭學案》）有所不同，劉師培是從《周易》、《詩經》、《春秋》、《論語》、《孟子》等中國經典直到近人魏源、龔自珍等數十人的作品中輯錄出與民約之義相關的議論，加以案語解說之，案語中處處可見盧梭《民約論》裏的言論，實則是以《民約論》為代表的西方近代民主思想釋中國經典。如在釋《春秋穀梁傳》時，劉師培案曰：
《民約論》雲：“當眾相聚之時，公舉一人為帝王，眾意僉同則可。”又雲：“上古初民，紛擾不可終日寧，乃相約公戴一人以長之，後遂有君主之名。”是上古立君必出於多數人民之意。《穀梁》以稱魏人立晉為得眾之辭，得眾者，即眾意僉同之謂也，此民約遺意僅見於周代者。[17]
在釋《爾雅》時，劉氏又以訓詁之例，再申此意，其案語曰：
林、烝二字，古籍皆訓為眾，如《白虎通》雲：“林，眾也。”《爾雅·釋言》雲：“烝，眾也。”皆其確證。而《爾雅·釋詁》複訓林、烝為君，可知古人之稱君，與國家團體同意。林、烝二字之訓君，猶君之訓辟也（見《白虎通》），此上世古義之僅存者。且《爾雅》訓君之義凡十字，而林、烝二字獨冠於天、帝、皇、王之上，則以君為民立，為太古最初之義，而帝、天、皇、王之訓，皆起於林、烝之後矣。此可以破中國以君權為無上者之疑。[18]
這種“援西入經”的解經方式，固然屬牽強附會，與經之本義相去甚遠，但做此努力，一方麵是使經典能夠表達近代的觀念，適應近代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麵也使西學入中減少阻力，即套上經典外衣的西學，易於為飽受傳統經籍教育的士人接受，所以不無意義。劉師培以經學家之身令經學如此“現代化”，不啻表明經學已在轉型之中，以西釋中或中西學術的交融互釋，才是像經學這樣的傳統學問的更新之途。
進而言之，以解經（注釋經典）的方式接受西學，自然是與經學家的學術訓練和思維習慣分不開。作為經學世家的傳人，劉師培自幼起便受的是由小學以通經的專門化學術訓練，其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即源於這種訓練，正像他引用戴震之言所闡發的原則：
“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以漸求。”……則欲通義理之學者，必先通訓詁之學矣。[19]
以是之故，他之接納西學首以小學詁訓之，通過詁訓吸收其“理”，前述《中國民約精義》中的《爾雅》案語，便是最鮮明的例證。還有前已提及的他將小學與社會學互釋、以字詮史、名學與訓詁相結合，以至於小學成了聯結其“新學”的紐帶，這些都證明了其接受西學的方式是源於由小學以通經的基本訓練。這可謂是經學家或曰漢學家的接受方式，與理學家或曰宋學家的直接切入義理截然不同。在這方麵，不僅劉師培，章太炎亦然，[20]可見具有共性。劉、章之後，沈兼士、羅常培等人繼承了先師事業，仍把從語言文字與社會曆史的關聯入手解決問題作為治學門徑，這方麵的代表作有沈兼士《研究文字學“形”和“義”的幾個方法》、《文字形義學》和羅常培《語言與文化》等。1935年，沈兼士發表《“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一文，陳寅恪讀後非常推崇，致函沈兼士說：
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國近日著作能適合此定義者以寅恪所見，惟公此文足以當之無愧也。[21]
有論者認為：
讀沈文當知陳氏“文化史”的定義與太炎所見略近，其指謂大約即當考出文字本義及隨曆史發展而演變之各時代意義，這樣可做到字義明則曆史意義明，與過去由訓詁見道的經學取向仍相類，但所欲明之“道”卻有了極大的改變。[22]
的確，隨著時代的變化，“道”之內涵已有很大的不同，但自戴震以來的求“道”方式卻無根本性的改變。劉師培所做的“援西入經”工作隻不過是隨時代變遷而至的內容上的更新，即所求之“道”需綜合中西思想、學術方能得之，其所遵循的研究策略則仍為“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然而如此一來，傳統經學便很難有立足之地了。內容上的改變，尤其是西學所代表的現代學科體係的進入，勢必使經學分化瓦解，從龐大而混沌的知識體係分解到哲學、倫理學、曆史學、文學、天文學、地理學等各個具有鮮明現代特性的學科中，小學亦隨之轉化為現代語言文字學。沈兼士、羅常培等人所做的努力乃至後來“文化語言學派”的出現，便是這種學術轉型的充分表征。由此，劉師培所做工作的意義自是不可低估。
三、“好依傍”的“痼疾”
西學東漸是一個曆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國人對西學的了解由淺入深。劉師培所處的時代，正是西學剛剛開始成建製、成體係地進入中國的時代，中國學者對西學的理解還遠未成熟，淺薄之病在在皆是。所以，盡管是國學大師，劉師培仍不能免於此病。
前已言及，劉師培的交融中西學術，常有中西學兩相比附之時，如“近世泰西巨儒倡明名學，析為二派，一曰歸納，一曰演繹。荀子著書，殆明斯意。歸納者，即荀子所謂大共也……演繹者，即荀子所謂大別也”[23]；西漢時“國有大政大獄，必下博士等官會議”，此為“上議院之製度”，三老、嗇夫諸官之設“即西國地方自治之製度也”[24]。此類比附，固然可以使人易於理解和接受與中國文化背景全然相異的西學，並在中國古典學術邁向現代形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劉師培而言，這樣做也有借西學闡釋中學的用意，與其接納西學的出發點相符。不過盡管如此，必須指出，這是一種較淺薄的類比，就像梁啟超後來所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