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偽書也，皆原本於此等精神。[25]
可以說，劉師培未能逃離“好依傍”的“痼疾”。當然當時並非劉師培一個人這樣做，但他是做得較充分且影響較大者，在為數甚多的具深厚國學根基又接納西學者中頗有代表性，故不能不將其此一弱點揭示出來。
在如何對待西方學術原理與學術方法，尤其是如何交融中西學術的問題上，同樣為學溝通中外的章太炎顯然比劉師培頭腦清醒。1906年他發表《某君與某論樸學報書》，其中言道：
今乃遠引泰西以征經說，寧異宋人之以禪學說經耶！夫驗實則西長而中短，談理則佛是而孔非。九流諸子自名其家，無妨隨義抑揚，以意取舍。若以疏證《六經》之作，而強相比傅，以為調人，則隻形其穿鑿耳。稽古之道，略如寫真，修短黑白，期於肖形而止。使立者倚，則失矣，使倚者立，亦未得也。[26]
此文雖非專係針對劉師培之學而發，但在當時“引泰西以征經說”的最顯要者即為劉氏，故“強相比傅，以為調人，則隻形其穿鑿耳”之類的批評，不啻是對劉氏的批評。1907年，章太炎又發表《社會通詮商兌》，以豐富的例證批評嚴複用甄克思《社會通詮》的原理將中國曆史亦劃分為圖騰、宗法、軍國三個發展階段的做法，認為嚴複此舉是“附會以加斷”，與中國曆史文化之客觀事實不合，進而反對把西方學術原理當做學術研究的教條。[27]與之相比，如前所述，劉師培對《社會通詮》是極為信從的，多次引用其說以解釋中國史實。可見章、劉相較，章更斷製精嚴，不盲從盲信。可貴的是，在章太炎之後，劉師培對如何運用西學也有了新的認識。1908年，劉師培發表《國粹學報三周年祝辭》，內中言：
或謂中邦之籍，學與用分；西土之書，學與用合。惟貴實而賤虛，故用夷以變夏。……蓋唯今之人，不尚有舊，複介於大國，惟強是從，是以校理舊文，亦必比勘西籍，義與彼合，學雖絀而亦優，道與彼歧，誼雖長而亦短。故理財策進，始崇管子之書；格物說興，乃尚墨家之學。甚至竺乾秘編恥窮源於身毒，良知俗說轉問學於扶桑。飾殊途同歸之詞，作弋譽梯榮之助，學術衰替，職此之由。[28]
這表明他亦反對在學術研究中不顧具體情形惟西學是尚的風氣。也許正是章太炎的反思之論引發劉師培的思考從而有此共鳴，不過對劉氏而言，交融中西學術的高潮已過，1908年起他極少再有這方麵的論著問世，這種事後總結已不能救治以往的膚淺比附之病，但對同代人和後來人仍有警醒之效，所以仍有其意義。
[1] 《新民叢報》，第1號，1902-2-8。
[2] 劉師培《甲辰年自述詩》曾言：“西籍東來跡已陳，年來窮理倍翻新。隻緣未識佶盧字，絕學何由作解人。”載《警鍾日報》，1904-9-11。
[3] 劉師培：《補古學出於史官論》，《左盦外集》卷8，見《遺書》，1480頁。
[4] 馬君武譯：《自由原理》，見莫世祥編：《馬君武集》，46、51頁，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5] J.S.Mill，On Liberty and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46，pp.30、41.
[6] 王仁俊輯編：《格致古微》卷一，光緒二十二年刻本，參見李天綱：《基督教傳教與晚清“西學東漸”——從〈萬國公報〉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見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504頁。
[7]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見《遺書》，506、514頁。
[8] 嚴複：《天演論·自序》，見王栻主編：《嚴複集》第5冊，1319、132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9] 嚴複：《救亡決論》，見《嚴複集》，第1冊，52、53頁。
[10] 嚴複：《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見王栻主編：《嚴複集》，第2冊，23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11] 嚴複：《救亡決論》，見《嚴複集》，第1冊，45頁。
[12] 參見嚴複《政治講義》、《譯斯氏〈計學〉例言》、《名學淺說》夾注、《原強》等的有關論述。
[13] 嚴複：《原強》，見《嚴複集》，第1冊，6、7頁。
[14] 嚴複：《原強修訂稿》，見《嚴複集》，第1冊，18頁。
[15] 參見劉桂生主編：《時代的錯位與理論的選擇——西方近代思潮與中國“五四”啟蒙思想》，75、76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
[16] 劉師培：《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左盦外集》卷六，見《遺書》，1439頁。
[17] 劉師培、林獬：《中國民約精義》，見《遺書》，566、567頁。
[18] 劉師培、林獬：《中國民約精義》，見《遺書》，570頁。
[19] 劉師培：《理學字義通釋·序》，見《遺書》，460頁。
[20] 1902年章太炎在《致吳君遂書》中言：“近方草創學術誌，覺定宇、東原，真我師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進化之跡，借以發見。……試作通史，然後知戴氏之學彌侖萬有。即小學一端，其用亦不專在六書七音。頃斯賓薩為社會學，往往探考異言，尋其語根，造端至小，而所證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於傳記者已寡，唯文字語音間留其痕跡，此與地中僵石為無形之二種大史。中國尋審語根，誠不能繁博如歐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見湯誌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17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21] 《陳寅恪先生來函》，見《沈兼士學術論文集》，20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22] 羅誌田：《“新宋學”與民初考據史學》，見《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363頁。
[23]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見《遺書》，506頁。
[24] 劉師培：《兩漢學術發微論·兩漢政治學發微論》，見《遺書》，530頁。
[2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72頁。
[26] 章太炎：《某君與某論樸學報書》，載《國粹學報》，第23期，1906-12-5。收入《太炎文錄初編》之《文錄》卷二時題為《與人論樸學報書》，文字有所不同。
[27] 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見《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2。
[28] 劉師培：《國粹學報三周年祝辭》，《左盦外集》卷17，見《遺書》，17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