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清末民初的學術史勃興
一、學術史勃興的表現
“學術”之於中國，有數千年曆史，但“學術史”之出現，則晚至清初。在《清代學術概論》裏，梁啟超指出：
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所著《明儒學案》，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也。[1]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首創了“學案體”，按照學派詳細分析並準確概括了特定時期儒學發展的曆史，是以“人”為主而敘述學術發展曆程的第一部著作。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也”，確為不易之論。[2]《明儒學案》之外，黃宗羲還始撰《宋元學案》，未成而卒，由其子黃百家和全祖望兩次補續而成。自茲而後，陸續有人撰著不同樣式的學術史著作，如錢大昕通過撰寫清代學界人物傳記的方式記述學術曆史；江藩利用錢氏的材料，著成《國朝漢學師承記》，他還撰有《國朝宋學淵源記》；唐鑒亦著有《國朝學案小識》，等等。大抵皆為敘述清代學術之作，且數量不多，質量也有限，尤其江藩、唐鑒之著因主觀成見深，立論偏頗，遭時人與後人訾議。
黃宗羲之後，學術史的真正勃興是在清末民初。這一勃興與當時經史地位轉換、史學相對凸顯的學術趨勢及所體現出的新史學運動分不開。從時間上說，新史學運動發軔於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書·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國通史略例》中首次提出要編撰一部不同於舊史的新的中國通史，[3]同樣，學術史勃興亦起自章太炎。侯外廬認為：
（章太炎）是中國近代第一位有係統地嚐試研究學術史的學者，皮錫瑞的《經學曆史》，雖以近代早期的學術史概論出現，而內容上則遠不及太炎的見識。[4]
在1899年輯訂的《訄書》初刻本中，章太炎便在《尊荀》、《儒墨》、《儒道》、《儒法》等篇名下對先秦思想史予以梳理。1902年刪革修訂《訄書》時，更是增加了不少論述曆代學術、思想演變的內容，且在見解上與前有異，從批評孔子與孔學起，指斥曆代學術之弊端，相應也表彰一批他眼中的進步思想家與學者。這樣的研究顯與當時的史學革命相呼應，成為新史學運動的一大助力。此後他又陸續有與學術史相關的論著問世，如1910年編定的《國故論衡》、1915年編定的《檢論》（《訄書》修訂後改此名）以及《諸子學略說》等大量文章。
緊隨章太炎之後撰著學術史著作的是劉師培。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章太炎因“蘇報案”而入獄，基本停止了學術活動，而劉師培恰恰在這一時期活躍於學術界，發表《近儒學案序》、《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序》、《南北學派不同論》、《漢宋學術異同論》、《古學起源論》、《兩漢學術發微論》、《中國哲學起原考》等一係列學術史論著，成為當時在學術史領域發表論著最多和影響最大的學者。
劉師培之後，學術史領域成就最大且廣為人知的學者為梁啟超。梁啟超雖早於1902年便開始發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對古代學術史作了全景式鳥瞰，但既非專門研究，於體例也無所發明。他最有代表性的學術史著作當為進入民國後所撰的《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前者撰於1920年，後者在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際完成。這兩部著作承清末學術史研究之遺緒而來，同樣為此一時期學術史勃興潮流下之巨製。
章、劉、梁之外，王國維、羅振玉、夏曾佑、廖平等學術大家也都有學術史方麵的論述，對清代學術所論尤多，如王國維的《國學叢刊序》（代羅叔言參事）、《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等文章便頗多精辟之論，足為後世楷模；夏曾佑的新史學代表作《中國曆史》以相當的篇幅談學術思想的變遷，顯示出學術史與新史學思潮的內在關聯。
上述學術大師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國粹派學者普遍重視探討中國學術史，《國粹學報》上屢有他們這方麵的著述，如鄧實的《國學微論》、《國學通論》、《國學今論》、《明末四先生學說》，田北湖的《論文章源流》，陸紹明的《論史學之變遷》、《論史學分二十家為諸子之流派》，黃節的《元魏至元之學者傳》、《嶺學源流》，等等。總之，種種事實說明，學術史的研究在清末民初已成顯學，甚至可以說是在中國學術發展進程中首次成為顯學。[5]
既然學術史在清末民初勃興並成為顯學已為事實，那麼值得深思的便是：何以學術史在此時勃興？什麼因素使得學術史成為顯學？要回答這樣的問題，還得從這一時期的時代主題和學術發展大勢或曰發展邏輯中找答案。
二、學術史勃興之緣由（1）：興學以救國
前已述及，清末的中國，對於有識之士來說，救亡已成為時代主題，學者們在引述顧炎武“亡國與亡天下”之說以立論時，較普遍地認為救亡必先救學，建國必先建學。這樣的認識，與當時學術史得以勃興息息相關。
學術與國家的關係向為讀書人所關注，但從未像清末之時提升到那樣的高度。國粹派認為，土地、人種構成一國的“質幹”，“其學術則其神經也”，[6]故學術為立國之本。
國有學，則雖亡而複興；國無學，則一亡而永亡。何者，蓋國有學則國亡而學不亡，學不亡則國猶可再造；國無學則國亡而學亡，學亡而國之亡遂終古矣。[7]
這樣的議論，是以文化承擔為職誌、以學問為依歸的讀書人對空前的民族危機的自然反應，也是其繼承往聖先賢之道而形成的終極關懷之體現，盡管這裏有受斯賓塞理論影響的成分在內。[8]直到進入民國後的1919年，王國維仍言：“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9]王國維此時這樣說，固然與其政治立場相關，但從根本上來講，卻是表達了視學術為國之生命和己之生命的讀書人的共同心聲。既然學術關乎國家存亡，那麼興學以救國就成了當務之急，由此，“學術救國”之主張順理成章地走上曆史前台。嚴複在《救亡決論》中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