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夷之論，既為天之所廢而不可行，則不容不通知外國事。欲通知外國事，自不容不以西學為要圖。此理不明，喪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強之謀亦在此。早一日變計，早一日轉機，若尚因循，行將無及。[10]
他是欲借西學以救國。民國二年（1913年）吳稚暉的日記中也有這麼一段記載：
近日餘與孑民、石曾、精衛等聚談，皆確然深信：唯一之救國方法，止當致意青年有誌力者，從事於最高深之學問，曆二三十年沉浸於一學。[11]
餘人之類似議論還有許多，足見這是讀書人較共同的看法。
興學以救國，必然涉及對中國學術的估價問題，由此方能確定興學之途徑。嚴複力主通西學以救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看到中國學問本身有致命缺陷：
中土之學，必求古訓。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記誦詞章既已誤，訓詁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12]
這樣的學問，
吾得一言以蔽之，曰：無用。非真無用也，凡此皆富強而後物阜民康，以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貧之切用也。[13]
即無益於救國。反觀西方，
其為事也，一一皆本諸學術；其為學術也，一一皆本於即物實測，層累階級，以造於至精至大之塗，故蔑一事焉可坐論而不足起行者也。[14]
故非引進西學不可。同樣，國粹派也認為，中國文化的衰敝，關鍵就在於學鮮實用，學術湮沒，其中漢、宋學之無實無用，是其禍本，不僅無補於國事，且毒化了國學，不足稱之為“學”。所以，“近三百年之天下，謂之適於無學之世可也”。[15]不過，在興學以救國的途徑上，他們卻選擇與嚴複不同的路，倡導回歸先秦未受“君學”浸染前純正而健全的“國學”，即借鑒歐洲文藝複興運動進行“古學複興”。[16]他們心目中的“國學”是指包括儒學在內的先秦諸子學。既然歐洲借複興古希臘文化開近代文明之先河，國粹派也希望通過複興先秦諸子學而重新振興中國文化，以此來團結和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拯救國家的危亡。
不論采取何種方式興學，梳理中國固有學術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僅靠從感性上簡單地否定傳統學問是於事無補的。於是，章太炎從評述諸子入手，係統清理中國學術發展曆程；劉師培借西學之長，重估中國古典學術得失。他們如此做，既合乎國粹派與嚴複等人的興學主張，使學術救國具體化；又能在學理上予中國學術以客觀冷靜的估價，避免泛泛而論和感情用事的弊端，從而為學術事業的健康發展奠定基礎。由此，學術史漸成顯學，其餘風流波，至於民國而不衰。
三、學術史勃興之緣由（2）：內在因素
從中國學術自身的發展曆程來看，到清末民初，確也麵臨著如何繼續走下去的問題，或者說已到了一個轉折點。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學術發展邏輯使然，另一方麵在於外力衝擊——西學大舉進入而引發人們對中國學術的反思。
清代學術以考證學為正宗，曾繁榮一時，但到了清末章太炎等人登上學術舞台之時，這種學問已漸走向窮途末路，所謂盛極必衰，必得開出新局方可，正像有學者所言：
考證學到了章氏，經學史學的考證，已考無可考；所以由經學史學考證走到了諸子的考證，由諸子的考證走到研究諸子的學說思想。[17]
梁啟超也說：
光緒初年，一口氣喘過來了，各種學問，都漸有向榮氣象。清朝正統學派——即考證學，當然也繼續工作。但普通經學史學的考證，多已被前人做盡，因此他們要走偏鋒，為局部的研究。其時最流行的有幾種學問：一、金石學；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學；三、諸子學。這都是從漢學家門庭孳衍出來。[18]
從這些論述來看，顯然新的學術潮流已繼考證學而起，學術在轉型之中。在這種情形下，人們自然要反思清代學術走過的路，進而上溯構成清學核心內容的漢宋學之源，以獲取更新學術的經驗教訓。或如有學者所言：
晚清那代學者，之所以熱衷於梳理學術史，從開天辟地一直說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識到學術嬗變的契機，希望借“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來獲得方向感。[19]
另外，諸子學的興起也推動了學術史的勃興，因章太炎是自諸子學的探討向下延伸而梳理整個學術史的，劉師培也在《周末學術史序》等著作中借辨析諸子而逐步及於後世學術，所以諸子學是學術史的入手處，有開啟之效用。當然，清學與章、劉這輩學者關係更近，或可說是息息相關，故大家論述最多的還是清代學術。
對清末學者來說，比起考據學的衰落，西學的衝擊對他們刺激更大，影響也更深遠。因為這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中國固有學問的知識體係和學說體係，它以客觀的科學精神和嚴密的科學方法震撼著中國學者，兩相對照之下，更加顯示出中國學術的根本缺陷，值得人們反思。起初，人們很想按中學模式規定或裁剪西學，有人曾根據中國傳統，分西學為經、史、子、集四大類。漸漸地人們發現，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這種處理方式行不通，要想通過吸納西學促進中國學術進步，需從其源頭即學術之為何物思考起。
“學術”一詞中國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學問、道術（據《辭源》），但“學”與“術”有所不同。《說文》釋“學”曰“覺悟也”，釋“術”曰“邑中道也”；“覺悟也”更多的是在“發蒙”或“學習”的意義上釋“學”，故言“古教、學原為一字，後分為二”，“邑中道也”講的是“路徑”或“手段”。前者漸漸引申為學說、學問，後者漸漸引申為技能、技藝（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引申為技術”），而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形上之“學”備受士人重視，甚至皓首以窮之；形下之“術”則被看做雕蟲小技，向遭冷遇。這種狀況持續千年以上，直到西學進入中國。對西學，人們先以形下之“術”來格義，認為“西藝”（工藝技術）能包孕西學的全部內容。到清末，隨著認識的深化，已知道西學亦有其根本，遂以中國之“學術”來格義它，如嚴複所說：“學者，即物而窮理……術者，設事而知方”；[20]劉師培也說：“學指理言，術指用言”[21]，“學為術之體，術為學之用”[22]。學與術不可分，共同構成科學係統，促進西方的進步。反觀中國，學與術分離，言學不言術（日常所說“學術”僅指“學”），特別自南宋以後，越來越走向無用無實之途，“蓋學術末流之大患，在於徇高論而遠事情，尚氣矜而忘實禍”；“侈陳禮樂，廣說性理”；“所托愈高，去實滋遠”。[23]以此，學術無由進步，國家亦無法振興。以西學為坐標對中國學術的這種反思與批判，必然使得一些有識之士會對中國學術進行追根溯源的探討，力求從其發展脈絡中找尋失誤之原。尤其欲複興古學的國粹派學者，認為他們心目中的“國學”（先秦諸子學）與西學是相合的，劉師培便說，“周末諸子之書，有學有術”[24]，不若後世之有學無術。那麼，秦漢以降，“國學”何以變成“君學”並漸漸失去生命力，不複當年“有學有術”之光輝，便是值得考究的問題。由是，學術史理所當然地走上學術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