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已有西方人總結自身學術發展曆程的著作被譯成中文，如在《遊學譯編》上便刊有《十九世紀學術史》，劉師培也征引過西人《學術沿革史》。目前尚無證據表明這類著作對當時中國學者研究本國學術史之風起了多大影響作用，但既然其已傳入國內，劉師培等人又已讀到過，想必是會起些間接影響作用的。
[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14頁。
[2] 有學者認為“自《論六家要旨》以後，中國古代被稱為‘學術史’的著作大抵有兩類，一是目錄，二是學案”。（葛兆光：《思想史與學術史》，見《學人》，第1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中國古代目錄學家雖也講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但目錄畢竟以對書的分類登錄為主，缺乏對學術源流與脈絡的精細分析，而且見物不見人，所以較完善的學術史似應從學案創立算起。另外，梁啟超也提及“舊史中之儒林傳、藝文誌，頗言各時代學術淵源流別，實學術史之雛形。然在正史中僅為極微弱之附庸而已”。（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436頁。）真正的學術史應自《明儒學案》開始。
[3] 參見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見《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第45頁；朱維錚認為《訄書》手校本應始訂於1902年，至少不會早於1901年，否定1900年的說法。見朱維錚為《章太炎全集》（三）所寫之《前言》。
[4] 侯外廬：《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181頁。
[5] 黃宗羲撰《明儒學案》時勢單力孤，還不足以形成引導學界之潮流，故學術史稱不上當時的顯學。
[6] 鄧實：《雞鳴風雨樓獨立書·學術獨立》，載《政藝通報》，1903年第24期。
[7] 許守微：《論國粹無阻於歐化》，載《國粹學報》，第7期，1905-8-20。
[8] “此種見解的理論依據，是國粹派受斯賓塞的理論影響而形成的‘文化有機’論。”見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16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9]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見《王國維文集》第1卷，98頁。
[10] 嚴複：《救亡決論》，見《嚴複集》，第1冊，第49、50頁。
[11] 《吳敬恒選集（序跋遊記雜文）》，221頁，台北，文星書店，1967。
[12] 嚴複：《原強修訂稿》，見《嚴複集》第1冊，29頁。
[13] 嚴複：《救亡決論》，見《嚴複集》第1冊，44頁。
[14] 嚴複：《原強修訂稿》，見《嚴複集》第1冊，23頁。
[15] 鄧實：《國學保存論》，載《政藝通報》，1904年第3期。
[16] 中國人最早介紹歐洲文藝複興的著作，即冠之以“古學複興”的標題。
[17]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56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18]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122頁。
[19]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1、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20] 嚴複：《政治講義》，見《嚴複集》，第5冊，1248頁。
[21] 劉師培：《古學出於史官論》，《左盦外集》卷8，見《遺書》，1478頁。
[22] 劉師培：《國學發微》，見《遺書》，480頁。
[23] 嚴複：《救亡決論》，見《嚴複集》，第1冊，43、44頁。
[24] 劉師培：《國學發微》，見《遺書》，4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