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_\u0016從1903年到1907年，除中西交彙之學外，劉師培具時代關懷意味的“預流”學問主要是中國學術史研究。實則二者密不可分，劉氏常運用西學以評估中國古典學術得失，前文已涉及於此。這裏將學術史作為論題單列出來，是從獨立視角考察它，其中也會再度涉及與西學的關係問題，但因已轉換主題，故別有意味，非簡單重複。
劉師培的學術史著作涉獵甚廣，從先秦迄於清代，皆有所述，但最重要的是其對清代學術的討論。這一討論特色鮮明，值得單列出來，故本節所論不及於清代。
一、學術史通論
從1903年一登上學術舞台，劉師培便有與學術史相關的論著發表，直到1907年始終未輟。有學者鑒於其學術史研究著作大都以劉光漢之名揭載於《國粹學報》，遂據“劉光漢”與《國粹學報》兩因素，將他這方麵工作分為三期：第一期，1903年至1904年，為前《國粹學報》之光漢時期，該時期尚無學術史研究的專著，除單篇文章外，在宣揚政治思想的專著中，頗多對學術史的見解；第二期，1905年至1906年，為《國粹學報》之光漢時期，他有關學術史研究的專著都在《國粹學報》上連載，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第三期，1907年，為《國粹學報》之師培時期，學術史研究論著突然減少，沒有專著，僅有論文，文章的署名改為劉師培。“從此往後，他對學術史的研究基本終結。”[1]這一分期，大體適當，不過1908年以後他仍有涉及學術史問題的零星議論，隻是未形成係統的文字。
劉師培直涉學術史或與學術史相關的論著（如某些政論中有學術史內容）頗多，若以年係之，則有下列：1903年，《中國民約精義》；1904年，《攘書》、《泰州學派開創家王心齋先生學術》、《新史篇》、《中國思想大家陸子靜先生學說》、《西漢大儒董仲舒先生學術》、《近儒學案序》、《習齋學案序》、《幽薊顏門學案序》、《並青雍豫顏門學案序》；1905年，《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序》、《論文雜記》、《古學出於史官論》、《文章原始》、《南北學派不同論》、《古政原始論》、《東原學案序》、《漢宋學術異同論》、《古學起原論》、《揚州前哲畫像記》、《孫蘭傳》、《兩漢學術發微論》、《王艮傳》、《全祖望傳》、《顏李二先生傳》；1906年，《戴震傳》、《王門巨子泰州學派大家王心齋先生傳》、《古學出於官守論》、《戴望傳》、《劉永澄傳》、《中國哲學起原考》、《朱澤沄傳》、《補古學出於史官論》、《汪紱傳》、《徐石麒傳》、《漢代古文學辨誣》、《經學教科書》、《中國曆史教科書》；1907年，《王學釋疑》、《近儒學術統係論》、《儒學法學分歧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論古今學風變遷與政俗之關係》、《崔述傳》、《蔡廷治傳》；等等。這些論著如按內容分類，大體可分為通論、論先秦學術、論兩漢學術及漢宋學術流變、論清代學術四類，當然其中也包含這四類論題之外的內容，但以這四類最為集中，是為重點。
通論性的著作主要有《國學發微》、《南北學派不同論》、《經學教科書》、《論古今學風變遷與政俗之關係》等。
《國學發微》是劉師培讀章學誠《文史通義》後的仿效之作，如其自序所言：
近儒會稽章氏作《文史通義》內外篇，集二劉之長，以萃彙諸家之學術，鄭樵以還，一人而已。予少讀章氏書，思有賡續，惟斯事體大，著述未遑，近撰一書，顏曰《國學發微》。意有所觸，援筆立書，然陳言務去，力守韓氏之言，此則區區之一得也。[2]
全書起上古迄明代，對中國學術沿革大勢作了宏觀評述，實為一簡明中國學術史，而且做到了“陳言務去”和實事求是，並頗有真知灼見，如認為“六藝之學實始於唐虞”，非“僅創始於周公”；孔子集六藝之大成，孔門六藝為孔子所編之教科書；孔子雖為儒家，“然九流術數諸學，孔子亦兼通之”；古學術操於師儒之手，孔子兼師儒之長，“蓋述而不作者，為儒之業；自成一書者，為師之業。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家言者也，是為宋學之祖；子夏、荀卿皆傳六藝之學者也，是為漢學之祖”；西漢經學分為齊學、魯學，非分為今古文；今古文之爭“以東漢為最著”，但“東漢經師大抵實事求是，不立門戶”；“唐代之初為五經撰《正義》，又為注疏統一之始。……《正義》之學，乃專守一家舉一廢百之學也”；“明人經學之弊，在於輯五經四書大全頒為功令，所奉者宋儒一家之學，故古誼淪亡”。[3]除這些灼見外，該書還時有將中學與西學相比附之言，力圖證明中西學有相合之處。
《南北學派不同論》是係統闡明因地理環境不同而學術發展有異的著作，除“總論”外，分“南北諸子學不同論”、“南北經學不同論”、“南北理學不同論”、“南北考證學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五個子目。前文已言，劉師培在解釋中國曆史現象時受西方“地理環境決定論”影響較深，《南北學派不同論》便是表明這種影響的代表性論著，如認為儒墨近山國，道家近澤國；北儒崇實際，南儒尚浮誇，皆是因地理環境之差異所造成。並認為從總體上看：
就近代之學術觀之，則北遜於南；而就古代之學術觀之，則南遜於北，蓋北方之地乃學術發源之區也。[4]
《經學教科書》分為兩冊，第一冊以主要篇幅談六經演變與傳授之曆史，由古代迄於近儒，實為一簡明經學史。關於六經之界定，劉師培在書中認為有“古代之六經”（周以前）和“孔子定六經”之別，孔子所編定之六經，
或為講義，或為課本。《易經》者，哲理之講義也；《詩經》者，唱歌之課本也；《書經》者，國文之課本也（兼政治學）；《春秋》者，本國近世史之課本也；《禮經》者，修身之課本也；《樂經》者，唱歌課本以及體操之模範也。[5]
此種評價，無疑把神聖不可侵犯的六經從神位上拉了下來，體現出近代學者所具之學術平等意識。關於經學的發展曆程，他認為“大抵兩漢為一派，三國至隋唐為一派，宋元明為一派，近儒別為一派”[6]。實則這四“派”等於是四個發展階段。具體而言：
大抵兩漢之時，經學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多屬齊學，古文多屬魯學。今文家言多以經術飾吏治，又詳於禮製，喜言災異五行；古文家言詳於訓詁，窮聲音文字之原。各有偏長，不可誣也。六朝以降，說經之書分北學、南學二派，北儒學崇實際，喜以漢儒之訓說經，或直質寡文；南儒學尚浮誇，多以魏晉之注說經，故新義日出。及唐人作義疏，黜北學而崇南學，故漢訓多亡。宋、明說經之書，喜言空理，不遵古訓，或以史事說經，或以義理說經，雖武斷穿鑿，亦多自得之言。近儒說經，崇尚漢學，吳中學派掇拾故籍，詁訓昭明；徽州學派詳於名物典章，複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常州學派宣究微言大義，或推經致用。故說經之書，至今日而可稱大備矣。[7]
這一論述簡明扼要，清晰地勾畫出了中國經學的發展脈絡，比之約略同時問世的皮錫瑞《經學曆史》更為簡略暢達。不過由於所述麵麵俱到，深入闡發之處較少，或因係教科書性質所致。
《論古今學風變遷與政俗之關係》非專門論述學術史之作，但與之關聯甚多。這是一篇未完之文，係統考察了自春秋至唐學風之變，認為總體走向是每況愈下，並把學風與政治、風俗聯係起來，實為借學風闡政論之文。
總的來說，劉師培通論性的學術史著作當以《國學發微》最有價值，因其非應時之作，所以立論平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體現了實事求是之風。其他幾篇則各有缺陷，或機械運用西方學說，或乏深入論述，未臻完善之境。
二、論先秦學術
劉師培論述先秦學術的著作主要有《周末學術史序》、《古學出於史官論》、《古學起原論》、《古學出於官守論》、《中國哲學起原考》、《補古學出於史官論》等。這些著作又可分為兩類，一類為論述古代學術起源的著作，所論內容在時間上大抵處於先秦時期（個別論題延伸至秦之後，但無關宏旨），故於此論之；另一類為論述包括儒學在內的先秦諸子學的著作，以《周末學術史序》為代表。實則二者多有重合，古學起源不少談的是諸子學的起源，隻是出於論述上的方便，才分而論之。
關於古學起源，劉師培以具有內在關聯的四篇文章《古學起原論》、《古學出於史官論》、《補古學出於史官論》、《古學出於官守論》闡之甚詳。
在《古學起原論》中，他指出，古學出於宗教並基於實驗。出於宗教是因為：
民之初生，不明萬物運行之理，又有喜疑之天性，見夫人死為鬼，疑鬼有所歸，迷信靈魂不死之說，而人鬼之祀興。及有威德著於一方者，則祀為一境之神，而地祇之祀興。又推其先祖所自出，以為人本乎祖，萬物本乎天，而天神之祀興。故中國之宗教，不外天神、人鬼、地祇而已，而人鬼為一切宗教所由生。
而一二雄鷙之君，利用人民之迷信，遂日以神鬼愚其民，使君權幾與神權並重，由是以人君為教主，以人臣為司教之官，凡一切學術、政治悉無不與宗教相關矣。[8]
不僅“古代之學派”如陰陽、術數、方技“悉與宗教相關”，“實用之學亦出於宗教之中”，如天文之學、兵家之學等皆如此。[9]古學基於實驗則因“上古之時，用即所學，學即所用，舍實驗而外固無所謂致知之學也”。不過，“唐虞以降，學術由實而趨虛，窮理之學遂與實驗之學並崇，此學術進化之次第也”[10]。
在《古學出於史官論》中，他發揮了古學源於宗教之精義，進而闡明古學掌於史官之理。既然“人鬼為一切宗教所由生”（《古學起原論》之言），所以，
古代所信神權，多屬人鬼。尊人鬼，故崇先例；崇先例，故奉法儀。載之文字謂之法、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是則史也者，掌一代之學者也。[11]
具體說來，在周代，六藝之學、九流之學、術數方技之學皆出於史。這已論及諸子學之源。如關於九流之學，他說：
《漢書·藝文誌》敘列九流，謂道家出於史官。吾謂九流學術皆原於史，匪僅道德一家。儒家出於司徒，然周史《六弢》以及周製周法皆入儒家，則儒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然羲和苗裔，為司馬氏作史於周，則陰陽家出於史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然考之《周官》之製，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於廟，非史即巫，則墨家出於史官。縱橫家出於行人，然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亦太史之職，則縱橫家出於史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然德刑禮義，史之所記，則法名兩家，亦出於史官。雜家出於議官，而孔甲、盤盂亦與其列；農家出於農稷之官，而安國書冊參列其中；小說家出於稗官，而虞初周說雜伺其間，則雜家、農家、小說家，亦莫不出於史官，豈僅道家雲乎哉！[12]
在這裏，他把諸子出於王官的說法（本於劉歆《七略》）擴大為諸子出於史官，雖顯偏激，但言之成理，不無獨到之處。
在《補古學出於史官論》中，他又進一步闡釋諸子學興起之由，認為：
古代之時，學術掌於史官，亦不能曆久無弊，試即其最著者言之：一曰上級有學而下級無學也，……二曰有官學而無私學也。……有此二弊，此西周學術所以無進步也。
這種局麵在周末被打破，
周末之時，諸子之學各成一家言。由今觀之，殆皆由於周初學術之反動力耳。一曰反抗下民無學也，……二曰反抗私門無學也。……蓋言論思想之自由，至戰國而極，此不獨九流各成其學也，即學術相同者亦多源遠流分，如儒分為八、墨流為三是也。[13]
至於《古學出於官守論》一文，雖為補章學誠周代學術掌於官守之說之未備而作，但其旨亦與《古學起原論》、《古學出於史官論》、《補古學出於史官論》類似，可謂一脈相承，這從其《序》中所言即可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