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戴望之學的這種褒揚，既表明戴望在晚清學界所擁有的地位，同時也說明劉師培在總結清代學術時不具門戶之見，對古文經學之外的經學創見亦持讚賞或至少是兼容的態度，這與他為學的一貫趨向是一致的。他所反感的隻是借學術之名“阿時”求祿，像康有為借大同學說所做的那樣，這也再次反映出他對康氏學說乃至其人的不滿。至於崔述之學，本極重要，但“崔氏既歿，其書不顯。近歲日人那珂通世複刊其遺書，閱者始稍眾，崔氏學術之不墮者其以此夫？”為使其學不墮，劉氏在《崔述傳》裏對其大加表彰，說：
述生乾嘉間，未與江、戴、程、淩相接，而著書義例則殊途同歸。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淺識者流僅知其有功於考史，不知《考信錄》一書自標界說，條理秩然，複援引證佐以為符驗，於一言一事，必鉤稽參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擴充之，則凡古今載籍，均可折中至當，以去偽而存誠。則述書之功，在於範圍謹嚴，而不在於逞奇炫博。……近人於考證之學多斥為煩蕪，若人人著書若崔述，彼繁蕪之弊又何自而生哉！[37]
這段話充分顯示出劉師培評騭清代學者的通達眼光和遠見卓識。十幾年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古史辨”派視崔氏遺書為寶書，這一事實本身便表明此點。
劉師培研究清學，既有將其作為純學術係統考索的一麵，又有濃重的現實關懷成分，因清學史對他來說屬“本朝”史。作為主張激烈排滿的革命派，他不能不抱有民族主義或曰種族主義立場來看待清朝的一切，包括學術，這也是章太炎以及國粹派學者論清學的共同立場。也許其他體裁的學術史著述不宜表達劉氏的這種立場（其中已流露此意，但不充分），故在學者傳記中盡情表露。他之推崇全祖望和戴望，尤其是全祖望，這亦是個重要因素。在《全祖望傳》中，他以讚賞的態度說全祖望“未嚐一日忘明也”，“留心明季遺聞，以表章節義為己任”，並評論道：
祖望生雍乾之間，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後人以儒林目之，豈祖望之誌哉！又祖望既歿，浙人承其誌者，有仁和龔自珍、德清戴望。……然祖望表章節烈之功，則固諸子所不逮也。[38]
他也說戴望“眷懷勝國，有明季遺民之風”[39]，對此很是欣賞。
劉師培的民族主義立場在他為揚州先賢所作的傳記中表露得更充分。這部分傳記多是記處明清鼎革之際的揚州學者。在《孫蘭傳》中，他指出：
明季遺民，若黃宗羲、王錫闡、劉獻廷、張爾岐，鹹洞明太西學術，然各以高節著聞，抗誌不屈。……蓋學術之界可以泯，種族之界不可忘也。而孫蘭學行適與相符。
楊光先詆西書為誕肆，乃直聲既著於明廷，仕籍複標於清史。彼斤斤於學術之間衡量夷夏，而出處大節則轉舍夏就夷。嗚呼，此孫蘭所以為高士歟！[40]
在這裏，劉氏實際是把學者的“出處大節”即民族意識看得高於一切。所以他除表彰孫蘭外，對徐石麒的抱學以隱，不仕新朝；蔡廷治的拋棄清廷功名，“授徒課子以終其身”，[41]都甚為讚賞。平心而論，從民族主義角度評價學者，在當時特殊的曆史環境下固然有其合理之處，但學術畢竟不同於政治，局限於此看問題，不可避免會產生片麵性。可貴的是，劉師培並不完全囿於此視角，他主要還是以學術的眼光看待學術。因此，他盡管表彰了鄉先賢的民族精神，但傳記中的大量篇幅還是介紹他們的學術成就，如孫蘭在明末從西人湯若望學，精於曆法；徐石麒精研名理，談經論史，可擬王夫之；蔡廷治長於《易》學，且雜糅儒佛；朱澤沄長於朱子之學，多所發明，等等。[42]對這些並不聞名於世的鄉先賢學術的闡揚，表明劉師培的清代學術史研究已不僅停留在對創造了主流學術的一流學者的研討上，而且也開始深入到普通學者層麵。盡管這非他的發明創造，而是對前輩學者表彰鄉先賢之風的發揚，但從學術史角度言之，實屬難能可貴。
[1] 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考證學不同論》，見《遺書》，554、555頁。
[2] 劉師培：《國學發微》，見《遺書》，501頁。
[3] 劉師培：《國學發微》，見《遺書》，502頁。
[4] 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左盦外集》卷九，見《遺書》，1541頁。
[5]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三，《朱陸》、《書〈朱陸〉篇後》。見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73、77頁。
[6] 龔自珍：《與江子屏箋》，見《龔自珍全集》，第5輯，34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7] 陳澧強調：“朱子好考證之學。”見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朱子》，德林堂光緒二十九年刻本；朱一新亦謂：“宋儒以漢唐訓詁已詳，而義理猶或未備，故詳此而略彼，亦非謂訓詁可以不講也。朱子生平尤於此致意焉，文集、語錄及他所著書，班班可考。漢學家以漢儒專言訓詁，此淺陋之說，不足信也；以宋儒為不講訓詁，此矯誣之說，尤不足信也。”見朱一新：《評某生論科舉》，《佩弦齋雜存》卷下，葆真堂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8] “中國學術，以鄭君、朱子集其大成。”見劉師培：《跋沈小宛義塾附祀先儒議》，見《遺書》，1974頁。
[9] 劉師培：《國學發微》，見《遺書》，498頁。
[10]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朱陸》，見倉良修編：《文史通義新編》，73頁。
[11]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35頁。值得注意的是，在對明代學術的一片貶斥聲中，劉師培獨對其有較高評價，除《清儒得失論》外，在《王學釋疑》裏，他也反對那種認為王學“遺問學而尊德性”、“輕實踐而尚空談”的觀點，說“陽明之學，由博反約，迥異於空疏”。（《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29，1531頁。）這亦構成劉學術史研究的一個特色。
[12]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39頁。
[13]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與清代漢學》，見《廖季平年譜》，148頁。
[14] 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41頁。
[15] 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41頁。
[16] 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41頁。
[17] 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41頁。
[18] 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41、1542頁。
[19] 劉師培雖兼容今古文，但根本出處在古文經，在關鍵場合，如像這類綜論清代漢學的文章中，其立場便鮮明地凸顯出來。類似之論還有，茲不贅。
[20] 劉師培：《近儒學術統係論》，《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32頁。
[21] 劉師培：《近儒學術統係論》，《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32頁。
[22] 以上劉師培關於經學之議論，均見劉師培：《近儒學術統係論》，《左盦外集》卷9，見《遺書》，1533、1534頁。
[23] “擬仿黃氏《明儒學案》之例，為《近儒學案》一書。”見劉師培：《近儒學案序》，《左盦外集》卷17，見《遺書》，1754頁。
[24]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總序》，見《遺書》，504頁。
[25] 劉師培：《習齋學案序》，《左盦外集》卷17，見《遺書》，1756頁。
[26] 劉師培：《並青雍豫顏門學案序》，《左盦外集》卷17，見《遺書》，1758頁。
[27] 劉師培：《並青雍豫顏門學案序》，《左盦外集》卷17，見《遺書》，1758頁。
[28] 劉師培：《顏李二先生傳》，《左盦外集》卷18，見《遺書》，1813頁。
[29] 劉師培：《東原學案序》，《左盦外集》卷17，見《遺書》，1763頁。
[30] 門人中僅洪榜認為《孟子字義疏證》“功不在禹下”，餘人則無此卓識。見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洪榜》，9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另外，自認私淑戴震的焦循表示“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見焦循：《寄朱休承學士書》，《雕菰樓集》卷十三。
[31] 劉師培：《東原學案序》，《左盦外集》卷17，見《遺書》，1759頁。
[32] 劉師培：《東原學案序》，《左盦外集》卷17，見《遺書》，1759～1763頁。
[33] 段玉裁：《戴東原集序》，見《戴東原集》卷首，宣統二年渭南嚴氏成都刻本。
[34] 劉師培：《戴震傳》，《左盦外集》卷18，見《遺書》，1822、1823頁。
[35] 劉師培：《全祖望傳》，《左盦外集》卷18，見《遺書》，1819、1820頁。
[36] 劉師培：《戴望傳》，《左盦外集》卷18，見《遺書》，1829頁。
[37] 劉師培：《崔述傳》，《左盦外集》卷18，見《遺書》，1825頁。
[38] 劉師培：《全祖望傳》，《左盦外集》卷18，見《遺書》，1819、1820頁。
[39] 劉師培：《戴望傳》，《左盦外集》卷18，見《遺書》，1829頁。
[40] 劉師培：《孫蘭傳》，《左盦外集》卷18，見《遺書》，1805頁。
[41] 劉師培：《徐石麒傳》，《蔡廷治傳》，《左盦外集》卷18，見《遺書》，1806、1808頁。
[42] 劉師培：《孫蘭傳》、《徐石麒傳》、《蔡廷治傳》、《朱澤沄傳》、《左盦外集》卷18，見《遺書》，第1804、1807、1809、18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