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05�w作為近代中國最早從事學術史研究的學者之一，劉師培的學術史研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在當時絕無僅有的特色，這體現在他以西學評估中國古典學術之得失，對先秦、漢宋學術的獨到見解和對清學的極富個人體驗之闡發等諸方麵。
一、以西學評估中國古典學術
前已言及，1908年前劉師培的學術以中西交融見長，西學往往是中學的參照物。將此一特點移植到中國學術史的研究中，那便是以西學為標準，通過中西學類比，評估中國古典學術之得失。這樣的研究在劉師培關於先秦、兩漢學術的論述中表現得最突出。具體說來，一是表現在新的學術史編寫體裁上，二是表現在比較中西學術的建樹上。
撰著學術史，體裁上自以黃宗羲所創的“學案體”為正宗，該體裁也確有其長處，劉師培亦曾效仿之。但劉氏終究是不滿意這種以“人”為主條理學術流派的舊體裁，認為這種體裁不利於對學術作義理上的探析，故擬作之《周末學術史》“采集諸家之言，依類排列，較前儒學案之例，稍有別矣（學案之體，以人為主；茲書之體，擬以學為主，義主分析，故稍變前人著作之體也）”[1]。他把周末學術史分成心理學史、倫理學史、社會學史、宗教學史、政法學史等十六類，完全是以西方學科概念界定中國古典學術，而且將以人為主撰寫學術史的舊體裁改為以學科為主分類撰寫的新體裁。《兩漢學術發微論》也是如此。該文將兩漢學術以西方政治學、種族學、倫理學概念相界定並分科論述，是新體裁的再次嚐試。從以人為主到以學科為主，表明中國學術史的研究已開始走上一條新路，即走出舊學術史的樊籬而向建立新學術史的“範式”邁進。如果突破學術史的狹隘視界來看，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學術從舊到新的轉折點。正如傅斯年所指出的：
中國學術，以學為單位者至少，以人為單位者轉多，前者謂之科學，後者謂之家學；家學者，所以學人，非所以學學也。曆來號稱學派者，無慮數百，其名其實，皆以人為基本，絕少以學科之分別，而分宗派者。縱有以學科不同，而立宗派，猶是以人為本，以學隸之，未嚐以學為本，以人隸之。……無論何種學派，數傳之後，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誠以人為單位之學術，人存學舉，人亡學息，萬不能孳衍發展，求其進步。學術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嚴明，然後造詣有獨至。西洋近代學術，全以科學為單位，苟中國人本其“學人”之心以習之，必若枘鑿之不相容也。[2]
用傅氏所言標準來看，劉師培所倡以學科為主的學術史研究，恰是“以學為本，以人隸之”，傾向“以學為單位”之“科學”，屏棄“以人為單位”之“家學”，表明中國學術正在擺脫古典形態而向現代形態邁進。當然，以學科為主編寫學術史並非劉師培所獨創，皮錫瑞的《經學曆史》、章太炎的《訄書》以及梁啟超的有關著作均用此形式，但以西方的學科分類體係界定中國古典學問，則完全是劉氏獨樹一幟的創見。這種將中西學術簡單比附的做法固然淺薄，疏漏之處甚多，但卻具有相當重要的“範式”意義和方法論意義，從民國迄於今天的大量思想史、哲學史論著率多以西學概念和分科體係概括中國學術發展曆程，很難說不是沿著劉師培所開辟的這條道路前行。誠然劉氏多數學術史論著並未按西學分類，對他而言這僅是個嚐試，不過這恰恰說明他正站在中國新舊學術的交替處，循著舊學發展的內在理路，接受西學新知，以推進中國學術的進步。在這個意義上，不管其有多少缺失，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沒。[3]
總結和評估古典學術是中國學術史研究的基本內容。在這方麵，先於劉師培的黃宗羲、江藩等人和與劉氏同時代的皮錫瑞等人都做了不少工作，但卻無人引入西學作為參照係以中西學術相比較的方式回溯中國的學術史，首先真正做到這一點的隻有劉師培。之所以如此說，在於此時章太炎、梁啟超等人雖也有用西學證中學之時，但遠不及劉氏之作係統和深入。在《訄書》重訂本中，章太炎曾指出：
《易》之為道：披佗告拉斯家（希臘學派）以為，凡百事物，皆模效膚理，其性質有相為正乏者十種：一曰有限無限，二曰奇耦，三曰一多，四曰左右，五曰牝牡，六曰靜動，七曰直線曲線，八曰昏明，九曰善惡，十曰平方直角。天地不率其秩序，不能以成萬物，盡之矣。（案：是說所謂十性，其八皆《周易》中恒義。惟直線曲線、平方直角二性，《易》無明文。……）[4]
此類中西學比附之論，頗為精彩，但書中僅寥寥幾處，零散而不係統。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梁啟超說：
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無比較則非唯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
依此原則，他對先秦以下中國學術與西學相較而概括之，認為：
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泰西雖有希臘梭格拉底、亞裏士多德諸賢，然安能及我先秦諸子？）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我國之學術思想雖稍衰，然歐洲更甚，歐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羅馬法耳，自餘則暗無天日。歐洲以外更不必論。）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5]
對中西學術思想的這種全景式鳥瞰雖有一定的科學性，但過於籠統，缺乏深入細致的學理探析。相對而言，唯有劉師培的中西學術比較之作在係統性和深入性上略勝一籌。一方麵劉的論著在類別上涉及古典學術的各個領域，在時間段限上雖以先秦、兩漢為主，但對兩漢以後的論述也有相當的中西學比較成分；另一方麵劉的論著時有真知灼見，並以深厚的學理依據為基礎，如前已提及的道家之學“乃社會學之歸納派”，陰陽家之學“乃社會學之分析派”，儒家之政法學不圓滿，不及墨家，等等。可以這樣說，用中西學相較、相融的方式撰著學術史，當時以劉師培的成就為最大。自然，說劉師培這方麵的努力較為係統深入，隻是相對而言，今天看來，其中有牽強附會的膚淺之處乃在所難免。不過盡管如此，亦不妨礙我們肯定劉師培通過中西學術比較總結中國學術發展史的曆史功績。
二、先秦、漢宋學術的新創見
在回顧和總結先秦、漢宋學術時，劉師培頗多獨到見解，其中最有創造性亦即最具特色的見解為諸子出於史官論和不能僅以考據、義理截然分離漢宋兩學，宋學義理源於漢學。
《漢書·藝文誌》有言：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故稱為九流之學。此說本於劉歆《七略》，是諸子之學出於王官之論的基本依據，這一論點在近代居統治地位，如胡適所言：“今之治諸子學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於王官之說。”[6]章太炎在《諸子學略說》、《國故論衡》等著作中多申此論。《諸子學略說》發表於1906年9、10月出版的《國粹學報》第20、21期，文中以上引《漢書·藝文誌》之言為據詳論之，其特出部分在結論所言：
儒、道本同源而異流，與雜家、縱橫家合為一類；墨家、陰陽家為一類；農家、小說家為一類；法家、名家各自獨立，特有其相通者。
與章太炎的堅守劉歆之說相比，劉師培之《古學出於史官論》雖亦本之《漢書·藝文誌》，但其所得之結論更具突破性，即：
九流學術皆原於史，匪僅道德一家。儒家出於司徒，然周史《六弢》以及周製周法皆入儒家，則儒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然羲和苗裔，為司馬氏作史於周，則陰陽家出於史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然考之《周官》之製，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於廟，非史即巫，則墨家出於史官。縱橫家出於行人，然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亦太史之職，則縱橫家出於史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然德刑禮義，史之所記，則法名兩家，亦出於史官。雜家出於議官，而孔甲、盤盂亦與其列；農家出於農稷之官，而安國書冊參列其中；小說家出於稗官，而虞初周說雜伺其間，則雜家、農家、小說家，亦莫不出於史官，豈僅道家雲乎哉！[7]
在這裏，劉師培發揮其考據學之長，以簡明而又堅實的證據論證了己之所見，語雖扼要但殊少紕漏，個別地方雖顯偏激，但亦言之成理。之所以這樣說，乃因周代之時，設有多種職掌不同的史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禦史等，以協助政務、記錄時事、起草公文、掌管文書。他們的職掌如此寬泛，自然旁及所謂九流所出之官管轄的領域。這也說明當時“史”之包羅萬象，非後世科學界定之“曆史學”一語所能涵蓋。從學術史視角觀察，將諸子之學出於王官發展為出於史官，在當時是劉師培的獨創，具有學術原創意義，而且劉氏此論是發表在1905年2月的《國粹學報》創刊號上，比之卓有影響的章太炎《諸子學略說》早發表一年半，這亦可見出劉氏所具的學術創造力。[8]當今研究史官文化者，應從這裏得到許多啟示。另外，視九流諸子同出於史官，儒家亦為其中之一，與其餘諸子並無尊卑之別，這體現了一種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平等觀念，在中國思想和學術發展史上，亦具有開風氣之先的革命性質。[9]
明末清初以來，漢學漸盛，乾嘉時達於極致，與此同時，宋學在學者中一再受到貶斥。區分漢宋兩學的標準則為考據與義理，這幾為所有學者認同，一些學者甚至把漢宋兩學截然分離開來，強調兩學的對立。江藩就認為：
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
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複旦。[10]
皮錫瑞也說：
宋人不信注疏，馴至疑經；疑經不已，遂至改經、刪經、移易經文以就己說，此不可為訓者也。
（宋人）說經之書，亦多空衍義理，橫發議論，與漢、唐注疏全異。[11]
這種涇渭分明劃分漢、宋的做法，早就引起龔自珍等學者的不滿，龔在致江藩書中指出：
若以漢與宋為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嚐不談性道？……宋人何嚐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12]
對待這一問題，劉師培的看法較龔自珍又進了一步，既反對以考據、義理截然分離漢宋兩學，又主張宋學源於漢學。他說：
漢儒之學，大而能博，釋訓詁，明義理，無所偏尚，而倫理之學實開宋學之先聲。[13]
夫學問之道，有開必先，故宋儒之說多為漢儒所已言。如太極、無極之說，濂溪所倡之說也，然秦漢以來悉以太極為絕對之詞，而無極之名亦見於《毛傳》，濂溪言無極而太極，即漢由無形而生有形之說耳；本原之性，氣質之性，二程所創之說也，然漢儒言性，亦以性寓於氣中，……則宋儒之說孰非漢儒開其先哉？乃東原諸儒，於漢學之符於宋學者，絕不引援，惟據其異於宋學者，以標漢儒之幟；於宋學之本於漢學者，亦屏斥不言，惟據其異於漢儒者，以攻宋儒之瑕，是則近儒門戶之見也。然宋儒之譏漢儒者，至謂漢儒不崇義理，則又宋儒忘本之失也。此學術所由日歧歟。[14]
盡管宋學源於漢學，但宋學畢竟已在漢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有自己的麵貌，雙方勢必存在差異。對此差異劉師培也是注意到了的，但他並非是以考據、義理論定這種差異，而是從學術風格上著手論之，認為：
漢人循律而治經，宋人舍律而論學，此則漢宋學術得失之大綱也。
夫漢儒經說，雖有師承，然膠於言詞，立說或流於執一。宋儒著書，雖多臆說，然恒體驗於身心，或出入老釋之書，故心得之說亦間高出於漢儒，是在學者之深思自得耳。[15]
綜觀當時學者對漢宋學術的評論，劉的這些看法是獨樹一幟的。作為古文經學家，能如此的不囿門戶，會通漢宋，並以客觀平實的態度評述漢宋學史，實屬難能可貴。當然，作為“揚州學派”殿軍有此通達眼光亦不奇怪，這背後蘊含的是學術上的兼容並包之風。不過與其先輩相比，劉師培的兼容度更大，包容性更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