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析清學：別具一格的創獲
清代學術對劉師培而言屬“本朝”學術或“近代”學術，是劉氏本身之學術事業得以建立的土壤和基礎。所以，劉氏對清代學術的總結除具創意外，更有個人體驗的成分在內。這一成分雖在某些時候使其論述帶有感性色彩和一定的主觀性，但總體來看因係體驗於身心，主客體相融，反而更見深刻和透徹，特色鮮明。具體來說，以下幾個論題最能體現其特色：
（一）關於清代學術之來源
對清代學術尤其是其核心考據學（或曰漢學）源於何處，向來存在兩種意見，一是認為繼宋明理學而來，二是認為源自對理學的反動。
前已言及，早在清代中葉，章學誠即持清學源於宋學的看法，其後陳澧、朱一新等皆有類似主張。到20世紀30年代，錢穆於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更係統地闡發了此點，他說：
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穀、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於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16]
錢穆的觀點後為餘英時繼承和發展，餘氏認為：
清代經學考證直承宋、明理學的內部爭辯而起，經學家本身不免各有他自己獨特的理學立場。理學不同終於使經學也不能一致，這在早期尤為明顯。一個人究竟選擇某一部經典來作為考證的對象往往有意無意之間是受他的理學背景支配的。[17]
胡適也認為：
考據的學風是兩宋（北宋、南宋）就開始了的，並不是近三百年的事。[18]
與這些看法相反，梁啟超力主清初考據學之產生源自對理學的反動，對明季空疏學風的不滿。在20世紀初所發表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他已有這樣的議論：
晚明學風之敝，流為狂禪，滿街皆是聖人，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猖幻至此，勢固不得不有所因革。[19]
1920年梁啟超撰成《清代學術概論》，深化了自己的見解，認為：
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
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學者習於“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理學家不複能係社會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矯之，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而若璩辨偽經，喚起“求真”觀念；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20]
劉師培對清學來源的看法在立足點上與章學誠、錢穆等人相類，即承認清學承宋明學術而來，非源自對理學的反動。但在實質上和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則明顯有異，劉的獨特性於此顯露出來。章學誠的具體主張是考據學奠基人顧炎武、閻若璩都是朱熹的第五代傳人，戴震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21]錢穆、餘英時也強調的是考據學與宋明理學的繼承關係。而劉師培所說的清學承宋明學術而來，主要指的是承宋明理學門戶以外的考證學者之學而來，非指承朱熹為代表的宋明理學而來。他眼裏的清學鼻祖是宋代王伯厚（應麟）。[22]他還特別強調明儒經學對清學的開啟作用，曾列舉明儒經學的十條可貴之處以證明此點，如：
近儒之學多賴明儒植其基，若轉斥明學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23]
實際上，談明儒考證之學對清學產生影響的並非始自劉師培，清廷館閣詞臣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已有此類說法提出，即：
明之中葉，以博洽著稱者楊慎……次則焦竑，亦喜考證……唯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24]
劉師培之後，錢穆也認可此說，他曾引過這段話以說明清儒言考證之學本於顧炎武、閻若璩是“以本朝自為限斷”，“按實固無據也”。[25]胡適則以清初費密《道脈譜論》中征引王鏊、鄭曉、歸有光諸人推重漢儒經疏的話，證明“尊崇漢儒的運動在明朝中葉已很興盛”，非僅盛於清代。[26]在這個問題上，固然劉師培不是唯一的論述者，但可說是論述得最係統翔實、最有意義之人。四庫館臣雖率先提出此論，但非是在學術發展史的大背景下提出，也沒有加以深論。至於錢穆、胡適，因各有自己關於清學來源的基本看法，此說隻是與其基本看法並存的附帶之說，非其根本立論所在。隻有劉師培將這一說法放在學術史的大框架內全麵申論，以多重證據反複闡發，並將其視為自己論述清學來源問題之精要，以此顯露自己的特色。所以，不能因劉氏是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後闡釋這一見解而低估它的意義。[27]
（二）關於清代漢學之發展階段
在近代學者論清學的著作中，章太炎《清儒》一文大概是最早且有重要影響的著作。該文對清代學術派別的傳承、演變，尤其是對吳、皖兩派考據學的特色，做了簡明而又精辟的概括，但唯獨對清學的發展階段問題未多加分析，隻是籠統說清學“箸係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此前顧炎武、閻若璩、張爾岐、胡渭之學“草創未精博，時糅雜宋明讕言”[28]。這顯然是將以考據學為主的清學以乾隆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緊接著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近世之學術》中，將清學按時間順序劃分為4個發展階段，即順康間、雍乾嘉間、道鹹同間、光緒間，每個階段皆有不同學術主題，順康間為程朱陸王問題，雍乾嘉間為漢宋問題，道鹹同間為今古文問題，光緒間為孟荀問題孔老墨問題，梁且說：
由此觀之，本朝二百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29]
《近世之學術》中的不少論斷雖是章太炎影響下的產物，[30]但關於清學之階段劃分卻是梁啟超所自創。在章、梁發表對清代學術的看法後，1907年，皮錫瑞和劉師培分別在各自的著作中表達了自己關於清學發展階段的見解。在《經學曆史》中，皮錫瑞認為：
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尟。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穀》二傳。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複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絕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於道。[31]
劉師培的見解則反映在他的《近代漢學變遷論》一文中，如前所述，他把清代漢學分為四個時期：懷疑、征實、叢綴、虛誣。劉之分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注重各個時期的學術風格與特色，而相對不太注重時間劃分，甚至有共時色彩。大體言之，懷疑時期（“懷疑派”）為順康之交，是漢學萌芽期；征實時期（“征實派”）為皖、吳二派興盛之期，應主要指乾嘉時；叢綴時期（“叢綴派”）為承乾嘉餘緒、不得不事叢綴之學之期，應指嘉道及其後；虛誣時期（“虛誣派”）指的是今文學興起之期，亦為嘉道及其後。
上述四人對清學發展階段的劃分互有異同，這既體現在學科範圍的寬狹上，又體現在具體時段的認定及對各段的評價上。在學科範圍上，梁啟超顯然是以整個清學為範圍，章太炎、皮錫瑞、劉師培則以清學之主體漢學（亦可言經學或考據學）為範圍。[32]實則這種表麵上的不同沒有多大意義，梁啟超也不能離開清學主體談分期，核心問題還是一個，這從他們對具體時段劃分的比較一致上即可看出。大體上，他們都認為乾隆時是漢學（古文經學）大盛的關鍵時期，此前為漢學萌芽期；除章太炎外（章未細論清學分期，其說過於籠統），梁啟超、皮錫瑞、劉師培也都承認嘉道以後是今文學崛起之期，梁啟超隻是又強調了光緒時的諸子學之興。可以說，無論將清學劃為3個階段還是4個階段，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最大的差別也是最能顯示劉師培在這一問題上的特色的是對各個階段的評價上。總體而言，作為今文家的皮錫瑞和在今文學熏陶下成長的梁啟超對清學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他們皆認為清學越向前發展，主題就越古老，所謂“學愈進而愈古”，“取前此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並視此為進步的表現，予以較高評價：
義愈推而愈高……一變而至於道；
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古學複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鬱鬱，有方春之氣焉。[33]
以今文家視角觀察清學進程，自然覺得它是向前行進的，嘉道以後今文學崛起更是學術向上發展的表現，或可說今文學以及康有為所倡對孔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之探究[34]是清學達到的最高階段。與之相反，劉師培對清學的變遷曆程完全持另一種態度，即認為每況愈下，愈發展愈走向末路，
懷疑學派由思而學，征實學派則好學繼以深思，及其末流，學有餘而思不足，故叢綴學派已學而不思，若虛誣學派則又思而不學。四派雖殊，然窮其得失，大抵前二派屬於進，後二派則流於退，叢綴學派為征實派之變相，而虛誣之學則又矯叢綴而入於懷疑，然前此之懷疑與征實相輔，此則與征實相違。[35]
這種看法，自然與劉氏以古文經學家的眼光估價清學息息相關。對他而言，古文經學一步步走向衰落，今文經學嘉道後崛起，並非標誌學術的進步，而是表明清代漢學在走下坡路，由“懷疑”走向“虛誣”。
平心而論，如果去除古文經學家的偏見，即視今文學為“虛誣派”而加以否定的立場，劉師培關於清代漢學發展階段的這一見解倒是合乎學術思潮興衰的內在邏輯，就像他自己所總結的：
譬之治國，懷疑學派在於除舊布新，舊國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條未備而銳氣方新；若征實學派是猶守成之主，百廢俱興，綜核名實，威令嚴明；而叢綴學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綱而營末節，其經營創設不過繁文褥禮之微；虛誣學派則猶國力既虛，強自支厲，欲假富強之虛聲以熒黎庶，然根本既傾，則危亡之禍兆，此道鹹以還漢學所由不振也。[36]
這裏以治國作比喻，說明漢學由開拓而昌盛而衰微轉型的帶有某種必然的邏輯發展，是符合一般學術發展進程的，具有較普遍的意義。梁啟超1920年撰著的《清代學術概論》對清學的變遷曆程亦以啟蒙期（相當於劉師培所言“懷疑派”）、全盛期（相當於“征實派”）、蛻分期或衰落期（相當於“虛誣派”）來概括，[37]但比之劉師培的同類見解已晚了十三年，此可見出劉之見解的生命力。[38]另外，還需指出的是，劉師培視清代漢學為走下坡路的學問，也與他對清代漢學評價不高有關，非盡出於古文經學家的立場。他曾通過對清儒與明儒的比較，看漢學如何走上學術前台，其結論是“明人多行”而“清人多病”，“明儒之學用以應事，清儒之學用以保身”，[39]故清儒放棄了明儒經世之學而群趨“求是之學”（漢學）。盡管他也承認清儒這樣做有當時文網太密等客觀因素促成，但從學術士節相關聯的角度看，總覺清儒士節有虧，因而他對由此而來的漢學評價有限。他之所以如此看重士節，自然與他素所秉持的反滿興漢的民族主義立場相關，有了這一基本立場，論學時也不能完全忘情於此。雖然透過民族主義論學非劉師培獨創，乃是國粹派學者的共同趨向，但劉氏在其間居主導地位，故這一點亦可視作劉氏總結清學的特色之一。
（三）關於戴震
眾所周知，戴震在清代思想、學術史上占有關鍵性地位。這種地位的確立，與近代學者對他的闡揚密不可分。在這方麵，錢穆、侯外廬都認為章太炎有首功。錢穆說，“近儒首尊東原者自太炎”；[40]侯外廬指出，章太炎《檢論》、《釋戴》等“啟發了近人研究東原的學術”。[41]從時間上看，錢穆之說頗有道理。從1900年的《學隱》，[42]到1904年的《清儒》，[43]章太炎確是近代學者中最早闡發戴震之學的。不過這一闡發過於簡略，且《學隱》是帶有政治意圖的文章，全文借題發揮，以魏源攻擊戴震等乾嘉考據學者的話為由頭，斥責魏源媚清，目的卻是在斥責康有為等媚清；《清儒》則非專論戴震之文，隻是在縱論清代學術時簡要表彰了戴震及其後學，並對吳、皖兩學之分際有精辟考論。也就是說，章太炎在近代隻是開論戴震之先聲，但未及深論。真正對戴震之學作出較全麵係統的論述與估價，從而推動了戴學複興的，是繼之而起的劉師培。1905年至1907年間，劉師培通過《東原學案序》、《戴震傳》、《南北學派不同論》、《近儒學術統係論》等一係列專論或通論性著述，係統地闡釋了戴震之學，使戴學麵貌一下子清晰起來，為後人研究戴學開辟了道路。與之相較，章太炎最主要的論戴著作《釋戴》作於1910年，其他一些有關論述也都是在劉師培之後。可以說，章太炎有首倡之功，劉師培有完善之力。遺憾的是，現有的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史著作大都看不到劉師培在這方麵的貢獻，主要把目光盯在章太炎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