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的改革直接影響到法國大學的治理模式,因為後者的核心問題即在於決策過程及其權力的分配關係。在教育集權傳統的國家內,大學如何能夠實現“自治”?校長和校內委員會權力的增加是否會威脅到學術自由?自上而下的放權絕非意味著默許機構各行其道,如何能夠保障國家總體教育目標的實現並最終提高教育質量?我們認為:“政策的研究特別有助於了解高等教育的變革(或組織變革)的過程。”[11]因此,文章一方麵從縱向曆史的角度考察了法國大學自治政策的沿革;另一方麵則從橫向剖析了法國大學“內外利益相關者參與大學重大事務決策的結構和過程”[12],包含大學的組織機構、人力資源管理製度和預算財務管理模式。研究旨在通過比較研究,探求全球高等教育協同治理改革的特點和趨勢,並為我國未來高等教育提高辦學自主權、實現去行政化、建立現代大學製度提供可借鑒的結論。

[1] 如複旦大學校長蘇步青的《應該相信校長能管好大學》、同濟大學校長李國豪的《製度、政策要有利於出人才》、上海師範大學校長劉佛年的《教育部門不能隻用行政手段管學校》。

[2] 張斌賢主編.大學自由、自治與控製[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168.

[3] [美]布魯貝克,鄭繼偉譯.高等教育哲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30.

[4] [美]克拉克·科爾.大學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80.

[5] [荷]弗蘭斯·F.範富格特.國際高等教育政策比較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55.

[6] 王曉輝主編.全球教育治理——國際教育改革文獻彙編[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17.

[7] 同上,12.

[8] [比]Verhoeven.從歐洲的三個國家看——大學與政府關係的變化[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3.5.

[9] Jacques Minot,Histoire des universitiés fran?aises[M].Paris,PUF,1991.p.36.

[10] 法國人習慣以在任的法國高等教育與研究部部長姓氏命名法律。

[11] [美]伯頓·克拉克,王承緒等譯.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4.

[12] Gayle.Tewarie,White,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rist century university:approaches to effective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2003.San Francisco:Wiley Periodic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