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寧
即使到了今天，任洪淵先生已經複歸於塵土，我卻依然難以相信他的離去。在這個庸碌且擁擠的世界，晚年的先生其實正如他的中青年時期，始終沉靜於喧囂難以抵達的邊緣處。一個為這個世界留下了諸多似乎一時難以索解的文字的人，從來沒有放棄過以自己的思想和生命，來堅韌地表達他沉浸已久的哲學和淬煉一生的詩歌。他在冷清的思考中所寫下的激揚文字，或許一時難以說服或影響普遍意義上的大眾及聽者，但是先生的執念如一卻令許多同道不能不為之肅然。
我是先生長達41年的學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大學本科階段，他是我們這屆學生公認的“詩人哲學家”，作為一個教師的身份，倒反而退居其次了。那個時候，先生40歲出頭，還怡然地過著單身生活，住在距離教室不遠的一間小屋裏——狹小、幽暗，卻是最能吸引我們這些學生的樂園。先生時而沉靜，時而健談，往往會因人而異，尤其是在涉及他所感興趣的話題時，聲音會立刻變得高亢起來。
有一次，新一期的《詩刊》到了。那個時候的刊物少，隨便一本文學雜誌，都能有動輒數十萬、上百萬的發行量，每期新刊一到，立刻成為大家爭搶的對象。而在這一期《詩刊》上，我們居然看到了署名“任洪淵”的一組詩，而且題頭還配著一張詩人英氣逼人的肖像，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是用鉛筆畫的速寫。那個時候，一個普通教師能讓自己的作品登上《詩刊》這座全國最高的詩歌“殿堂”，那種榮耀，遠非現在的人們所能想象。更何況那幅傳神的肖像畫又為他增加了詩以外的魅力！我們在一起觀賞並議論著那幅肖像，在那個時候，似乎他的詩寫的什麼內容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眼前這個活生生的人！先生以他慣有的俏皮語氣說：“感覺怎麼樣？拿著它，是不是可以去談一場戀愛呀？”話說完，我們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20世紀80年代，在我們的生命中，有太多值得記憶的東西，都是時代留下的印痕。而任洪淵先生，從我最初認識他的那個瞬間，就讓我的80年代開始具有了獨特的意義。我們在一起討論過很多話題，當然，大都是先生主談，從康德的“頭頂的星空到心中的道德律”到解構主義大師德裏達，從傑姆遜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到餘振翻譯的《萊蒙托夫詩選》。先生是一個領悟力很強且自視極高的人，很少人能入他的法眼而不被調侃或針砭。他的俄語很好，據先生自己說，甚至超過很多俄語專業的人。有一次聊起我正在讀的《萊蒙托夫詩選》，先生對餘振的翻譯很不以為然，搖著頭說：“他那個譯本不行！將來我要重新翻譯萊蒙托夫！”
他不僅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對理論有著極高敏銳度的學者。對於那些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進入中國的西方理論家，先生開始大都是報以通常難得的首肯的。比如說起德裏達，他的語氣中對之懷有發現新大陸一般的景仰，我第一次從他那裏知道了所謂的“解構主義”理論。傑姆遜那本後來走紅我國學界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小冊子，他一開始就注意到了，並如獲珍寶地向我推薦：“你該看看，傑姆遜那種理論的穿透力！”
80年代初，在中文係舉辦的一次學術論壇上，先生在台上激切地闡釋康德哲學與美學，語氣像在述說他自己的思想。規定的時間到了，他似乎還沒有完全進入正題，在起身與留下之間，氣氛頓時顯得有些尷尬。那一刻，先生定了定神，意猶未盡地說：“我的時間到了，我必須下台！”顯然，他留給了在場的所有學生一個強大的思想背影……
也正是從那次開始，我成了他那間小屋裏的一個“常客”。
曆史剛剛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思想解放”正在從一句時興的口號變成各種政治與學術的實踐運動。而先生一開始就是帶著自己的聲音參與了新時期的文學藝術重建的，他讓我們看到的是文學的真正魅力。在課堂上，他所表達的每一個觀念、每一種思想，都生長在他對於曆史、文化與自然的獨特感受之上。在他那裏，幾乎全部的知識都可以找到現代與古代思想的交會點。
1988年，我有幸成為他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那時他剛剛得到副教授的身份。對於已經進入中年的先生而言，這種所謂的“資格”來得有些太晚。先生在北師大的校園裏，沿著自己的軌道去構築內心的宇宙，他自己就是一片獨特的風景。
讀研的三年時間轉瞬即逝。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每次上課，對象都隻是屬於不同導師的寥寥三兩個學生，大家任意探討，從不設疆界。當然，此時的先生，已經逐漸將他的視線延伸到了中國古老文化與思想的深層礦脈之中。他願意闡述自己最近思考的興趣點而絕不會勉強學生跟著他的方向走，但既然是任洪淵的學生，大體方向總還是需要貼近“詩”的。
當我將自己的論文題目（《模式的重構與解體：1986—1988中國實驗詩運動》）報給他的時候，開始卻遭到先生的反對，他的理由很直率：“這三年的實驗詩本不值得為它作論。”事實上，能入先生法眼的詩及詩人，在中國當代文學中似乎還沒有誕生，而論文答辯的時間已經日漸臨近。